一日之計：肢體暴力是制度暴力的反作用力

肢體暴力是制度暴力的反作用力

討論警權問題，不論是呂大樂老師的〈警隊濫權？先搞清問題性質〉（2011年9月1日，香港經濟日報）和陳雲老師的〈警察總長自白書〉（2011年9月4日，明報），彷彿都問及一個核心問題：大家都好像沒有打大鱷。

呂老師說：需要明白警察是一支負責執行的部隊。警隊沒有獨立意志，不隨意按其利益或價值判斷而進行執法工作，是一件好事。他們聽命於政府，執行指令或要求，是制度化所帶來的好處。如果我們對他們的表現有意見或批評，應先搞清楚問題的性質（是濫權？是越權？）和根源（是他們按有關方面的要求去執行任務？還是他們將某一種想法強加諸特區政府身上）。陳老師說：魚鷹食魚，麻鷹食蛇，貓頭鷹都有新鮮老鼠食，禿鷹食乜呀？食死屍咋……幫Ｄ達官貴人做埋晒Ｄdirty jobs，現場做cleaner，之後「唔該」都無句，仲要推我上立法會解釋，前後左右潛晒水，我押尾陣，變左打頭陣……　

網民發起遊行，面書一片捉鷹之聲。要禿鷹下台，合理。因為他身為警務處處長，沒有要警隊保障香港人示威、遊行的權利，反之令警隊為政治服務（如網民發起「反鷹抗暴」遊行時，就封上三條行車線，而工聯會的遊行就只封兩條。「反」時就數算遊行人數，而且一定跟主辦單位公佈的數字打個八折，「工」的遊行就沒有計算數字）。（有意無意）損害新聞自由，在立法會作供時明顯說謊。打鷹之餘，大家都不叫李少光，唐英年或曾蔭權解釋，原因何在？是打曾蔭權不夠「型」了？抑或有些人都不敢叫他下台囉。打狗睇主人嘛！在香港，那個政客敢把他們的髒話瞄準曾蔭權的「大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

情形，就像幾個公務員協會，出動聲明遣責衝撞替補機制論壇的示威者。他們在聲明中說：部份人肆意衝擊值勤的公務員和侮辱制訂政策的官員，凡事政治化，只懂叫囂口號，極盡不文明的嘴臉，事後還惡意批評，歪曲事實，這些行為勢必禍延香港長遠民主發展及繁榮安定，亦會影響下一代的價值觀。公務員希望得到市民的支持和尊重，認為「有容乃大」才是民主精神的真諦。

示威者使用暴力及羞辱行徑，對前線工作人員一定不好受。但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那誰把公務員隊伍，一隊理應是中立的公務員隊伍，變成政治工具？那誰把警察變成捉拿示威者的工具？不，在麗港城的根本不是示威者，他只是穿了六四Ｔ恤而已。我以為，在天安門廣場穿「平反六四」的Ｔ恤會被拉是常識。那誰把麗港城瞬間變成天安門廣場？肢體暴力在鏡頭前可見而實在，制度暴力無形但非常實在。大律師公會多次提出替補機制的荒謬之處，政府以為數夠票就可以通過。工程師均說高鐵的走線設計，為服務政治多於他們的專業取決。各學者均說政府各式各樣的「諮詢」機制越趨指向性，失去諮詢的真正意義。無視專業，以為這就是行政主導，強勢管治，是因為我們的特首沒有大學畢業，他不知道專業和學術的重要性或遊戲規則吧？

也許問題的核心，是香港人，人人都有「打份工」心態。示威者以肢體衝突或動輒炒蝦拆蟹的語法對付前線工作人員，他們以為自己在打倒極權者的爪牙，極權者倒會笑著看著另一些市民（如一些警察的家屬，公務員的家屬。例子可在著名的親子討論區某家長認為港大中大都危險，想自己孩子考警察不如叫他讀毅進的帖子）會同情「前線」的人員。什麼「都是打份工，為什麼要搞到人」的論調不乏網路。香港的「前線工作人員」常常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是盡忠職守，像沙士時緊守崗位的醫護人員。他們不會質疑上級的決定，叫他們做事的人，不會錯，沒有錯。即使上級有錯，即使質疑，只要最後不用自己負責，不用付出太多的成本，他們都不會對抗。香港警察不像溫州動車事件堅持搜救然後救出小伊伊的公安哥哥，會違抗上級指令。

越來越多人相信，質疑制度已沒有用，以暴易暴，才會搞出「社會運動」來。

掌權一方，就以煽動性的語言及民粹的手法，指陳示威者的「犯法」之處，同時向公眾販賣「打份工畀Ｄ賤格示威者搞真係好慘」的形象。民主運動都是爭取大眾的支持嗎？庸眾的支持，是不是支持？那要不要他們的支持？抑或，爭取者可以犬儒地說那些「支持警察／公務員」的人，是警狗、腦入水、腦殘、甚至是十九學者。這種民主運動，就會成功？
網上流行另一個說法，有些人相信，不需要香港「所有人」都行使暴力，只要香港有兩萬人行使暴力，就可以推翻政府。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莫不如是。

我不知道，我把問題交給聰明的你。但我想說，直至今天，我私下也不會用粗口去對付對付我的人。罵髒話是對自身的輕蔑，這是我家的家教。任何母親，都不會希望聽到孩子罵髒話。我在學院工作，我暫時仍相信知識，相信道理。但當有一天，大學當局進一步削減社會科學院及文學院的開支，令我們這些少數「有出路」的大學研究生都失去工作目標，除了罵髒話，把爛命拼出去，我沒有別的方法，我不排除我會同情／支持／加入行使肢體暴力的抗爭者。

現在越來越多人跟我說，跟制度暴力抗衡，說道理是沒有用的。對付共產黨和他們的黨羽，暴力是唯一的出路。 我在中學讀物理的時候，老師教我，牛頓第三定律，當施加外力於一件物體時，物體亦必然會產生出另一種大小相等，但施力方向不同的反作用力……

一日之計：以為就是一切

以為就是一切

東京法政大學的坂本光司研究日本四十七個都道府縣，那個縣份的人的幸福感最高。


四十七個都道府縣中，以沒有太多知名度福井縣排第一。在那兒？算吧，香港人很少去的。福井縣排第一位，原因是該縣份的人未婚率、犯罪率低，就職率、擁有住房率皆高。被評為最不幸的縣份，是大阪府。原來是因為領生活保障（即類似綜援）的人數多，以及犯罪率偏高。


電視新聞訪問最幸福和最不幸縣份的市民，福井縣的市民認為：「很幸福啊！空氣又好，水又好喝。」大阪人是日本各大縣份中性格最外放，最敢言的人，被訪的大阪人對著鏡頭，回應說：「很奇怪，搞錯了吧？」「不是啊，我很幸福啊。」對大阪人而言，即使有很多人領綜援，犯罪率高，未婚率也高，對他們來說，他們都活得很幸福。


數據會說話，同時會說謊。因為數據的定義，是由調查機構決定的。如果用鄭汝樺局長的名言，「買樓唔一定幸福」。擁有自己物業，把自己的收入六成變成房貸，應屬不幸。大阪人的自我感覺非常良好的。他們普遍認為，大阪人性格外放，重情，易相處，擁有大城市的便利又不失傳統日本社會的鄰睦關係。這種「生活感」，是「東京」沒有的自在幸福。
觀感就是真相，是王道，是一切。大阪人「以為」自己很幸福，以為自己「以為」的就是一切。
就像公民黨「以為」自己一直在做對的事一樣。


公民黨創黨之時，以專業中產，理性務實自居。但上次七一遊行，遇到某位該黨的政治明星的叫咪，草根味甚濃，我以為他改進了社民連了。觀感、觀眾，都是選舉成敗的關鍵。人們選擇公民黨，不一定跟外傭議題有關。我不投新民黨，可能只是因為我討厭葉劉淑儀。我投公民黨，我投的可以是專業理性，可以是自我感覺良好。五區公投運動後，公民黨和社民連就綑綁在一起，社民連某些政客的粗口，訕笑，扔蕉，「議會暴力」等等，都算進了公民黨的帳，把公民黨的中產專業「形象」，大狀理性光環輕輕的拆走了。


在香港這個扭曲的選舉制度中，如果鐵票真的觀音大使的楊枝金露一樣，輕拂一拂衣袖就洒滿地，每一票以「自由意志」投票的選民都應珍愛。然而，近年香港人參與政治的特色，就是情緒性高（要不那些句句粗口，以小學雞態度說別人小學雞，句句人身攻擊的政治論述不會得到那麼多的焦點），政治警覺性低而利益性強（香港人投票時，可以完全把政治取向割裂。如我的學生的家長在投票日的名言是：「我理得佢民建聯剩民主黨，我要佢幫手果陣佢坐係度，佢幫到我咪得囉。佢幫我地爭取到係商場有部港鐵折扣機，嘟一嘟慳兩蚊，呢Ｄ咪做到野囉！」或是：「我婆婆說要我投民建聯，因為唔投佢佢就冇得同佢Ｄ老友去旅行食飯。」）


要嬴選舉，這群尊貴的大狀去取悅這群他們可能看不起的群眾。


香港人心理複雜，頭腦簡單，得一點著數就以為自己得天下。


區選後，公民黨的政治明星在鏡頭前說了很多令人觀感（Perception！你明白啦，大律師平日交談思考也許都用英語，不用括號括點英語他們也許看不起，也看不明白）很差的說話。


要爭取這些大眾的認同，「蛇齋餅粽」就是核心價值。你不同意嗎？請學者們教育選民，泛民如果多一點尊重學者，也許他們都可以在不同的媒體空間中提醒香港人，這次區選是立會選舉的前哨戰。可怕的是，大家投票前好像都忘記了這一點，把區選定格在鋪路修地的層次。


政治人物當上訓導主任教香港人什麼是正確，庸俗的我們可能心想「我使乜你教？」選舉時就會給你吃狠狠的悶虧。
也許，是因為政客們都不在乎，我們在寫什麼。很早很早之前，這一版的前輩們都有說過，香港人的政治參與，情緒性很高的。沒有人從emotional sociology的角度出發，理解香港人的集體行為，到摔到了，又說香港人只愛「蛇齋餅粽」，或對手太強。究竟泛民這些年，學會了什麼？



（原文刊於　明報觀點版 2011年11月）

一日之計：如果民主的基盤是尊重個人選擇

如果民主的基盤是尊重個人選擇

每年六四，燭光晚會台上的人都會叫群眾叫口號，說要建設民主中國。我在想，民主香港也很遙遠，中國的事，那又管得來？

如果我是外星人，從香港的Facbeook群眾談政治，我也許會覺得香港人很有趣。

比方說，他們對泛民主派的人物和對建制派的人物，要求是不同的。建制派的人投票支持政府，不少人會覺得「他們是建制派，所以沒有辦法」。但當泛民主派的政黨錯估一些民眾對事情的看法，如版權條例，增加強積金供款等等的事情，他們對泛民主派的攻擊，會更激烈。原因是，他們對「泛民主派」更有期望。對建制派沒有期望，所以不會失望。他們好像忘記了，不少建制派也是在直選途徑進入議會。

「那不同的！他們是種票種出來的！香港人就是沒有醒覺！被ＣＣＴＸＢ蒙騙。」網路上最近又流傳一份「建制派如何種票」的文章，不過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只要你家中有一兩個行動不太方便的老人家，你就會明白建制派的議員、樁腳令他們的人生實在有趣了不少。你沒有時間和老人家遊大佛食齋嗎？他們帶老人家去，有個旅行，一份免費的醬油、中式麵食，已夠他們開心一陣子了。於是，投票的時候，會把票投給他們，令他們進入議會。

這些事情，對新一代真的很陌生嗎？

只要讀大學的人曾經在大學上莊，他們應該很明白，幹事會內閣有一個人緣不佳的人，會令拉票活動何等的困難。有一個人緣好的帥哥（美女拉票是不太可行的，因為女人善妒），友情是令人投票的重要原因。

有作家在專欄文章指出，建制派動員的人，也許有點無辜，因為他們不明白。即時有人飛撲出來，說提出這些觀點的作家，因為要回國內「搵食」，所以他已投共。我想大家也知道，如果在香港實行普選，那些吃了蛇齋餅粽的市民手上的一票，和那些在網上說這個那個投共的人手上的一票，客觀地，是同等份量的。

民主，就是爭取選票的遊戲。建制派有錢，有動員力。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事情沒有犯法，那就即是可以做。那麼，老是在網上說香港人未醒，建制派無恥，又有什麼用？

有，自我感覺良好。網上的激進少數派那種唯我獨尊的態度，宣揚那種絕對的仇恨，大家好像忘了最大的大佬，是梁＿英，是建制派，而不應其他為著理念堅持至今的參選人吧？

只是，泛民主派從來都沒有執政的準備。他們認為不可能的，他們是永久的悲劇主義者。這種現代香港鳥籠政治的現實，倒也是一種離奇的異象。

六四那天的晚上，在維園那個又熱又臭的足球場，看著台上的人，我也會想，為什麼香港人要這麼辛苦的去六四。也許出於誠摯的願望，希望「民主中國」有天會來臨。我比較現實，我希望我們的文化局局長是黃子華。我記得他說過：「中國既問題一定唔會少過英國，各位，中國是為左大家好。知道你地係殖民地，唔想你地理咁多事囉。你真係要理？淨係賑災都賑死你啦！吳剛都頂唔住呀！」

回看香港，看看自己的Facebook，倒也真的期待九月的選舉，到時一定滿地花生殼，一把辛酸淚。


（原文刊於　明報觀點版　2012年6月）

這個月，很多條沒有發出去的微博

道理早就說完。既然那麼激進，下面有更激進的方法。安全地激進？哈。

這個月，很多條沒有發出去的微博

• 感謝上天、阿拉、天父、車公、耶穌基督。這爿專欄的輪班時間，特首選舉完了才到我。否則，一如高登王子沈旭暉博士所言，早陣子不論是寫唐或寫梁，都會收到溫馨提示。我黑材料多的是，隨手找個前度來，說看《春嬌與志明》時聽到「每個人都會愛上一兩個人渣」的時候想起我，倒也不是很難的事……唯有家人最近完成化療，傷不起，傷不起。
• 對選特首這回事，老實說，大部份香港人不過心想：「有什麼大不了？不過換個人而已。」
• 天不會塌下來。對的。這個香港不愛在傳媒中看到人家說真話。我們要正能量！即使世道再壞我們也要樂觀面對每一天！即使人家在強暴你，你懂得笑著面對，好好享受，明天就會是新的一天！我們要正能量出發！yeah!!!!!
• 聽說不少「評議政事」的博客無故被封 Facebook。這件事非常愚蠢。網絡世界容易令人講完當做左，share當做完，like當民怨。如果外星人看了Facebook，也許會覺得世界末日了。坦白說，親愛的，世界還未末日，但我想也快了。
• 馬後炮永遠都是對的：很多人說民主黨不應該參與小圈子選舉。對，他們永遠都不應該參與香港的選舉，反正結果都是阿爺決定的。
• 馬後炮永遠都對的２：評議政事越激的人，只激在口中。有種，去中國鎗會拿鎗起義吧？不，他不敢。因為他們只會依附一些他們看不起的政客，靠開罵他們生存。你看，看新聞片，我以為陶君行要訪問梁振英呢。
• 商台很成功，是因為他們知道如何play with香港人對言論自由的恐懼。廿三條和續牌事件，正是香港人最大的心理瘡疤。本來對善忘的香港人而言，瘡疤你不挖也真的不知道它在這裏。
• 以後五年，中國只有一個目標：香港的普選要in control。所以，公共空間可以剩下的，就只會是最左翼的民粹和最右翼的中央支持者。一切合乎理性的討論，於校園、於網路、於傳媒，都會慢慢地，一步步地滅聲。 最後只剩下粗口爛舌、永遠支持中央和食買玩達人，沒有中間路線。因為香港人思考很簡單，覺得那個人很嘈會嫌他們煩，而很嘈的人會告訴全世界，那個人是「阿爺的人」。
• 保守中產就會主張投「阿爺支持」的那個候選人。真民主何時會有？永遠都不會。落得這種田地，這是對從不珍惜知識份子的香港人最佳的報復。商人、政客以至傳媒，從不珍視知識份子。好些不只不尊重，更以公開恥笑學者為樂。說他們只活於象牙塔，或是十九學者，搵食學棍……
• 特首選舉期間，我好像沒有寫過關於「特首選舉」的長文。將來會不會評論香港政治？我不以為我在「評論香港政治」。我只說我想說的話。
• 各位，去聽那些會說髒話的人吧。有些人嘗試理性地說，你說他投共、犬儒、呃飯食。以後只剩下粗口爛舌跟你談政事，別後悔，這是你們想要的。我要說的，很早很早很早（x200）之前在這爿專欄說過，如《民主黨，謝謝你》（明報，2008-07-08 A28版）和《沉默的羔羊最後會被動刀》（明報，2009-12-05 A30版）。

（原文刊於　明報觀點版 2012年3月）

一日之計：活著就是有創意的革命

活著就是有創意的革命

每個年代都有成功的人，都有失敗的人。

我不知道究竟八十後中文大學碩士見二百份工都沒有人請，最後得到一份街頭問卷調查員是不是大家都想看的都市童話。我也不知道在網路留言版說得比比皆是的「我生於草根階層，住過板間房，過過窮的日子，一年也看不到一套電影，沒有能力參加任何課餘活動／交流去增廣見聞，25之前未搭過飛機去旅行」的八十後有多痛苦。我也不知道整天在說「輸在起跑線上」，「有錢我都唔想考通識」的中學生會有多痛苦。

不是我涼薄，而是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我說「我明白你的痛苦」才是虛偽。我不是你，我永遠不明白一個人考99分考不到100分有多痛，正如我不會知道為什麼港女們36歲結不了婚是絕症，急求嫁，嫁了人即使那個人是雞蟲抑或是同志，都好像外星人來地球mass landing一樣受到救贖。

我不是你　我不會知道你的事

我不知道你的事，你也不知道我的事。

所以，看到八十後求職、工作態度等討論，大家都很喜歡以攻擊「八十後的態度」。好像把不專心工作，溝通能力低、沒有韌力等缺點都當成是八十後的特色。

暢銷報紙上的明星級專欄作者說「求職需要創意」（如用尿片做求職信）抑或是說求職需要誠意（如利用微軟公司請人的故事指求職者需要多點誠意方會成功）等等，我都只會當成是「個人意見節目」，不會當真。不是因為認真我就會輸，而是任何人都有權說他們的所認知的「事實」。我相信這個世界沒有「絕對事實」的。

關於出路

關於「八十後沒有出路」的問題，有一位自稱六十後中大畢業的師兄傳了我電郵。他說他們以前讀中大，都是沒有出路的。因為社會的主流階梯都留給港大，現在我們活得好好的，不只是因為社會為我們鋪了階梯，而是我們盡力的去反建制。他說：「我們那時候都沒有出路，現在八十後來問我們有什麼出路，我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你們會問我要一些根本沒有的東西？」

我不敢完全同意這位學長的觀點：至少我覺得香港的社會發展到了不同階段，現在大學生的天梯越來越窄是事實。HKU和HKU Space也分不清的上司我也見過。但是，親愛的，別忘了：大家都很懷念軟硬的玩電話環節，對不對？軟硬大學沒有畢業，當年沒有大學學位的人由做Esprit的sales可以變成今天的流行文化icon。以前，沒有正常的天梯，但也有一條梯。以前的商台，就是有很多人出來做離經叛道的事，玩電話，寫情歌要一刀插入你心。他們成功了。現在科技發達，競爭激烈，反而大家都希望更安全。你想想，做一個派錢節目，明明有好的科技硬件，明明應該可以做得比大婆台的吵鬧遊戲節目更好看，更離經叛道，但最後都是做成跟大婆台有九成半相似。

我們太安全，香港才死亡。如果2012年要世界末日，我們就只剩一年多時間了。可不可以有更多人走出來做一些離經叛道又有創意而又不傷害人的勾當，從而有更多人支持這種創意的生長？

引一句最近流行的討論文作結：「最後感想：現今社會，一係做最top，無野講。一係最差，起碼有人幫。還有，識做事不如識人，否則，你永遠只是一條做死的牛。可惜既係，呢D都係天生。」

革命因子是不是天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革命會死，我會求生。

（原文刊於　明報觀點版　2011年11月）

健吾：勿讓下一代淪為愛國賊

日本籍中國問題專家加藤嘉一出版幾本新書，在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社出的書，叫《愛國賊》。

加藤氏在18歲的時候領國費到北京大學留學，於2003年一直在中國讀書，直至2010年得到碩士學位。在反日示威最盛的日子，他參加了反日示威，長期觀察中國。他把很多不方便的「常識」以簡單的中文寫出來。

加藤氏指的愛國賊是「為愛國而賣國的人」，以愛國之名，出賣國家利益。在加藤氏的觀察中，中國的「賣國賊」不多，但「愛國賊」數量就不少。「愛國賊」大多不知道自己是愛國賊，這才是中國現在最可怕的不安因素。

加藤氏提出的觀點，幾乎每個都可以令中國人痛得呱呱叫。比方說，加藤說：「日本人不可能那麼輕易放棄自己的國籍，因為你換國籍，本身意味着對自己和祖國的背叛。」（《愛國賊》，第30頁）

「日本人很少說自己愛國，然而，他們卻以自己出身在日本而自豪；中國人常常把愛國掛在嘴邊，然而，卻有許多人想為自己插上翅膀，飛向國外。」（第65頁）

如果用「愛國賊」的概念解讀香港的國民教育諮詢文件，加藤提出了一句類似「阿媽係女人」的註解：

「日本人往往對政府的所作所為感到煩惱，甚至根本不信任。所以，我們說愛國，指的對象絕對不是政府或執政黨。但我們以自己出身在日本感到自豪，是因為我們對日本這塊國土很熱愛。」（第67頁）

縱觀整份國民教育的諮詢文件，「批判」的只在個人關係層面的德育問題討論，關於國民身分和國民意識的部分就不需「批判」，不用「批判」。用字詞搜尋功能一查，整份文件連「共產黨」3個字也沒有提，卻滿篇都有共產黨的「符號」，如學生看國家運動員得獎後的升旗禮要感動，升的那支旗就是代表共產黨的「五星旗」，而不是代表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文件最大的盲點，把愛國＝愛黨，迴避現時中國執政黨的合法性問題。這一點，敢問國民教育委員會的社會賢達，老師可以正面面對這條問題？

港拒絕中國意識形態上融合

我有機會收日本政府的獎學金到日本留學，從遠距離觀察香港，我更加察覺香港可愛的地方。香港拒絕和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融合，是對香港壓根兒有利的。你想想，內地教育政策改動，會諮詢公眾嗎？搞一個運動會需要公開向媒體表示實際要花幾錢嗎？內地人一窩蜂來香港生孩子，就是嚮往香港的制度這條爛船剩下的幾根釘。各位香港人，現時面對這樣的一份國民教育諮詢文件，為什麼你不關心，不憤怒？難道你們不介意孩子接受這樣的教育嗎？抑或人人以為自己可以讀直資學校，國際學校，這些低級的國民教育課程是給香港的賤民讀的，就可以一副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態度？

我愛香港，所以我清楚的表達我對這份諮詢文件的意見。我拒絕這種奴民教育，請不要令下一代淪為愛國賊。


（原文刊於明報　觀點版　2011年6月18日）

獨媒受襲，干卿何事？

獨立媒體的辦公室受襲，器材受損。幸好沒有人身受傷，聽說只是駐獨立媒體的小貓Cindy受驚，食量減少，實為不幸中之萬幸。

媒體人受襲，比一般人受襲有多種意義。因為媒體人有權發聲，也有權煽動或說理。總之，他們有無形的影響力。媒體人的家人，不少也有發出過這樣的溫馨提示吧——「小心講嘢，唔好得罪人。如果唔係，好似大×同何×仁咁，畀人斬你唔知咩事」（基於選舉條例，以下所有名字若是提及參選人名字或政黨，唯有姑隱其名，不要浪費我寶貴的專欄空間）。家人們所知的，是傳媒所報的一分鐘內的事實：某名嘴因開罪某些人，因而被斬。你永遠也不知道「某些人」是誰。這些年，傳媒人受襲，大家就只知他被打，誰打他？因為什麼原因？不知道。現在不知道，將來也不會知道。

警力去了哪兒？去拿學民思潮那些可愛美眉的電話號碼嗎？抑或協助南中國海某城市某些地區的收地業權糾紛？這些事情，都很微妙。

獨媒走紅，有說是因為主流媒體沒有報道某些事情，令香港搞到今時今日的田地。《明報》政治甜點版女記者Emily的角度更有趣，她說某女參選人說自己「為參選而變剩女」，感動金主提供選舉廣告。一個人參選與否，和她是不是剩女，理應沒有邏輯關係。若參選前本是剩女，根據某政壇棟篤笑的文膽私底下告訴我，據他們的調查發現，立法會歷史中，是沒有女議員在任期內出嫁，把自己名字由三字變四字的。支持她，豈不反是送她一程，「令」她繼續成為剩女嗎？

新聞媒體報什麼，本來都有他們的主導思想。在念新聞系的時候，老師都教我們，在中國人社會尤甚。你以為真的有編輯自主、新聞自由嗎？廣告商、老闆的個人意志和口味，絕對可以影響報章品味（如選擇專欄作家）和取材導向（如報道篇幅的尺碼）。因此，各式各樣的獨立媒體出現，自命獨立的民間記者、博客評論人也有生存空間。

這是你們想要的香港嗎？

然而，在網路流行了這十多年間，有媒體學者研究發現，所謂民間記者的做事方式，基於他們的出身和新聞訓練的關係，不少也和主流記者類近。也有研究指出，所謂有名的「博客」，原來不少都從事主流媒體，把自己和金主（即他的公司）不同的意見以匿名方式逃避言責發布，到博客有一定影響力，金主也有可能會想辦法利用員工的博客圖利。

我不知道主流和民間有什麼差別。我寫專欄，也玩Facebook，也做電台節目。硬性劃分這次是「非主流」、「獨立」、「民間」媒體出事，市民大眾就不用關注，實為狹隘的想法。我擔心的是，香港真的回到殖民地時代：警方回到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一樣，為英國維穩的政治機器，《南華早報》等傳媒變成了官方喉舌。這些年香港人辛辛苦苦打拼出來的言論自由、發表自由的空間，就這樣一點點隨我們的冷漠而消逝。這個世界也許會很靜，沒有人再嘈了。這是你們想要的香港嗎？

（原文刊於明報 2012年8月11日　觀點版）

一日之計：惡晒航空

今日鍾祖康於蘋果專欄引述林語堂：

難怪網上近年非常流行一段偽託林語堂之筆的話：「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裏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現在由北京統治者操盤的洗腦國民教育，就是要量產「這麼弱智的東西」。

令我想起上年的專欄。在動物世界裏找這麼弱智的東西，林語堂說就是字字鏗鏘，我說就是涼薄：

惡晒航空

惡晒航空的空中服務員因為加薪問題，本擬於農曆新年假期按章工作，後來按下不表，並考慮於復活節假期再考慮採取工業行動。

只要你上網看看討論區的反應，你就知道香港人為什麼是一個值得被人欺負的民族。不少人的回應說：「講真，我真係唔明囉，公司賺錢好應該架。而家又唔係冇人工加，仲要加成4.5%，仲唔心足？果Ｄ咁既空少空姐，係飛機度行行企企派行餐又可以周圍去，我地呢Ｄ係得假期先可以去玩既人，就咁樣畀佢地阻住我地，邊有咁野蠻架！」

很多人都不知道，惡晒航空是一家很聰明的香港公司。他們很知道如何對付香港人－－只要把話說得複雜一點點，不需要太多，真的一點點就夠了，香港人就會沒有心機聽。於是，他們只要把簡單複雜化。比方說，4.5%只是「有些員工」得到。有些員工是沒有加的。為什麼？聽說，隨年資不同，不同的薪金計算方法，有些員工沒有加，有些就只加1.5%，4.5%只是小部份的人。

加不加，加多少，我不想討論。我只想問一個問題：香港地，大部份都是打別人工的打工仔。為什麼當打工仔爭取他們的權益的時候，他們會不幫打工仔，而轉向用「老闆賺盡天經地義」的思維去思考的呢？

後來，我發現不少香港人都有一種奇特的心理特質－－加人工在你身上，加幾多才夠？多多都不夠。加在別人身上的時候？成本貴了，東西會不會加價呢？

年近歲晚，身邊的人都在談跳糟加人工。一言以蔽之，人工加在自己身上，就多多益善。別人以文明的工會談判方式爭取加人工呢？一定會有人跑出來說「你班友唔好貪得無厭啦！」

香港的打工仔為什麼值得被打壓至體無完膚窒息至死？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同理心」。

亂打主意：你我所知道的悲慘世界

我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香港流行玩「鬥慘遊戲」。

總有一個走出來說：「我一星期沒有睡了。」大家都好像以「不睡覺」來博別人的同情，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來向世上控訴：「看！我有多慘！」

某收費電視的新聞台做了一些「香港貧窮系列」的報道，片段出街後，網上人群反應激烈。我用上「反應」，而不是「討論」，是因為網民大多回應小眉小眼的小要點──「有屋住、有電腦用，已經好好了，仲有汽水飲？」、「來港一年就上樓，仲有汽水飲，仲想點？」、「佢真係唔知有好多好多好多人努力工作都冇佢住得咁好！」、「有很多住在深水埗板間房的，比他們一家慘一百倍，至少他家中所有家電都齊全，而且不簡陋。他說為了慳$6來回車費，所以要踏單車，那麼為何不步行？連買單車錢都可以慳回啊！」

他們用問號和感嘆號的時候，一定是一串奉上的。因為他們真的很感嘆，心中無一不認為：「妖，佢好慘咩？我夠慘啦！大把人慘過佢啦！」

當任何人去討論「貧窮」問題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世上總有任何人比任何人更慘。你有屋住？你很可憐嗎？我天天上班，被老闆罵得狗血淋頭，給那個秘書耍我耍得要死，我也得天天上班啊。我不吃不穿，也要給孩子家用啊！你夠我慘？總之，慘的人，自我界定自己比世界更慘，他就是最可憐的那一個。

鬥慘，幾乎是一門專業。只要我夠慘，你就不可以對我有要求。只要我夠慘，我就可以控訴世界不公允。而香港現在的問題，很明顯不是這個世界誰夠慘，而是有沒有「合理」的制度讓人去選擇生活，而市民又有沒有足夠的理性和智商去選擇甚麼生活。

以上的問題，也許太深了。大家都是鬥慘好了，只要我夠慘，你就不可以要求我有理性、有智慧。而我可以要求你，要你為我做點事。

一日之計：色慾奧運

原來一直也很consistent，此文寫於2008年：

色慾奧運

我們都知道，是性。

為甚麼看奧運？香港報章的報導最實際：女士至愛項目，男子體操「李小鵬Watt數勁，嬴晒美日型男」。

我們不知道湯馬斯迴旋的湯馬斯是誰，當然我們不會知道著地的一剎那一下的功駕是要多少年，長年累月，一點一滴去累積，才可以站在世界頂點，代表自己的國家，聽自己的國歌。

但是，當努力變成動作，動作是一套表演，表演透過影像傳送到全世界，文本的本來目的，我相信已經消失淨盡。老實說，還有幾多人覺得奧運會是增進各國間的友好？又有幾多人覺得是增加國與國的溝通？說到底，映像從畫面中爬出來，吸著我們的睛的，就是比港男選舉更「合理」地去觀賞大塊大塊的胸肌、腹肌、手臂和大腿四頭肌。

我很明白，為甚麼日本的美男體操選手富田洋之和內村航平演出的照片被網民貼到討論區，再說富田眼神很有力，樣子像「攻君」，內村的笑容很可愛，像一個「小受」。網民選擇照片的角度，就更是匠心獨蘊。包括內村在雙槓上擘腳，露出誘人的下體弧度，再配上羞澀的微笑。還有富田在吊環上的完美肩線，看著鏡頭時的放電眼等等。原來，大眾都知道奧運除了政治、除了國家體面，除了人類對身體機能作最大限度的挑戰，還有一項，最重要的－－滿足性幻想。

當運動員需要面向大眾，球隊或運動員需要倚賴「大家支持」，不論是買票入場，買精品，看電視（高收視率再有廣告）云云，在經濟上繼續支持自己，把自己捧成表演者甚至是偶像才可以生存，運動員面向大眾，外型、技術和在媒體上的印象，就成為運動員最大的asset（資產）。美國職棒運動員鈴木一朗就曾經不下一次在電視上說：「我們身為職業棒球手，除了要打得好，還得要給fans 娛樂性。因此，我就必需要不斷思考，如何才可以令球迷看得高興。」棒球運動在日本大受歡迎，除了有長久歷史以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棒球這種戰鬥過程，令球員有很多時間向觀眾放生電。如在高中甲子園突圍而出，被傳媒稱為「手帕王子」，於早稻田大學唸社會學系的齊藤佑樹，就是甜美的樣子，高水準球技和在流汗的時候以藍色手帕抹汗，令球迷，尤其是不屬於棒球賽粉絲的中年太太，愛上看棒球。

齊藤的出現，令日本經濟出現過一陣子的「齊藤效果」：首先，齊藤用的藍色毛巾手帕，在他鄉下群馬縣的一家超級市場有售，本為450日元一條。他在電視上用過這條手帕後，那家製造手帕的工廠，要即時生產一萬條新的「手帕王子毛巾」。在雅虎拍賣網，就更一度炒至一萬日元一條。第二，齊藤參加美日高中棒球賽集訓時，在日本另一鄉郊歧阜縣集訓。結果吸引超過一千名「師奶」，帶著長短火，到場觀看拍攝齊藤練習。齊藤在機場出發的時候，關西國際空港集合了五百名粉絲送機。第三，由於齊藤的人氣，就連一向都沒有太多人留意的六大學棒球賽，最後都座無虛席。

只要我們知道，運動選手吃的都是「人氣飯」，需要面向大眾，希望大眾喜歡他。俊男美女體育軍團，是會出現的。火亮、鄭躍、陳一冰、李小雙、吳鵬、仲滿、何沖、鮑春來，絕對是不錯的原石，加以雕琢，一定可以成為世界級的帥哥運動員。然而，我的夢想，是希望有一天，國際奧委會考慮玩懷舊，回歸第一屆奧運的感覺，批准全部游泳和體操選手都可以拋開緊身束縛，到時收視率不比開幕式那一天高？我才不信。


（原文刊於2008年 Milk 雜誌 Book B Milkshake專欄）

一日之計：我的唯一

我的唯一

2003年，日本偶像組合SMAP有一首歌，唱得全宇宙也知道。2005年日本太空人野口聰一上發現號太空站的時候，除了帶同SMAP親手製造的印度咖哩（OMG，為甚麼那麼亂？日本人，帶食物上太空，卻要求吃印度咖哩有強烈氣味的食物？變成糊狀的太空食糧，有沒有印度咖哩的香氣？）之外，還帶了叫SMAP的歌，成為一天早上鬧鐘的鈴聲。SMAP的《世界唯一的花》就成為了，是作曲作詞人槙原敬之，九十年代已經走紅，他的歌，很多華人都有聽過。《不會再戀愛》（もう恋なんでしない）是黎明先生的《我的親愛》的原曲；林佳儀的心火，就是槙原的《任何時候》（どんなときも）。

他寫的《世界唯一的花》，歌詞說路邊有一家花店，甚麼花也好，甚麼花也美，因此，不一定要做最好，做最美。誰是最好，最美？爭也沒有用。在同一個籃中，只要有挺起胸膛的自信，就是最美。

做唯一，就是最好。這概念違反了日本文化中的「極致」文化（極める）。在日本的文化研究領域中，「武士道精神」應是最常用來解釋日本人所有行為的百搭牌。切腹、鐵道員的忠誠到做一個士多啤梨蛋糕也要完美，都有說是日本人的武士道血液的忠誠、專一、追求完美、把人可以發揮的能力去到極致的結果。在日本流行文本中，經常可以讀到大量要成為「世界一」的目標。不論是《火影忍者》要做火影，或是《妙手小廚師》要當世界名廚、《足球小將》要拿雷米金杯，不成功便成仁，總之要做第一。

但是，第一只有一個，唯一也是有一個。做第一，需要和別人比較；做唯一，就是跟自己比較。黎明在電訊廣告跳笨豬跳的時候，都要說「要嬴人，先要嬴自己」。跟別人比較，大家都知道不是自己做得好就可以了。歌手上台領獎，對鏡頭全香港六百幾七百萬人，全球上千萬華人說：「做歌手，可以做到既野真係好少。」或許，現實情況如是，反映的，就是我們努力，都不會得到我們想要的。把歌唱好，原來不會拿金曲的。遊戲，一早都知道要玩，但是又不可以扮不志在。

要做第一，做第一就是成功，潛台詞就是，第二的那一個就是失敗者，總有一個人在自己身上。2008年京奧，日本體操選手內村航平在個人全能中「只得」第二，在眾選手一起回答日本記者問題的時候，日本記者訪問其心境，他說：「我認為銀（牌），已經很好。因為這樣令我有進步的空間。」當記者問所有體操選手代表隊，有沒有甚麼說話跟日本的年輕人說，內村選手答：「沒有，因為，我仍年輕。」

太早給年輕人知道第一只有一個，雙冠軍兩個金獎十隻金曲有一個同分最後要頒十一首，都是不光彩不光榮的，粉絲的支持，不及政治勢力的和高層寵愛。努力不過是失敗者安慰自己的藉口。成功者叫人努力，不外乎希望失敗者繼續在這個世界存在，令他們可以繼續成功。既然不做第一，就選擇做唯一。

這些年來，原來做唯一，都不是那麼難。原來，只要你上zazzle.com，做一件自己的slogan T，也不過是20美元左右。原來香港土炮自己「自家製」Ｔ恤設計，單件也不用一張紅衫還免費送貨。除了Ｔ恤，還有這個小孩子，成了我寫字的時候的觀眾。

唯一不是那麼難，但有自信在這個網路社會說，這一隻是我的唯一，才是最難最難的事。

（原文刊於2009年1月，Milk Book B Milkshake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