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官員說，他也受
「限奶令」影響，因為他有個4個月的孫女，平時都是靠朋友幫他帶奶粉到北京，而現在每人限帶兩罐，令他很頭痛。
2011年於《Milk雜誌》說過這樣的故事，2012年收錄成書，亦為今年香港書獎的提名書：
當年寫出來的時候，仍有人在問：「有那麼誇張嗎？」結論是，有太多事情，真的不用太早太白的告訴香港人。
他們不讀字，不看雜誌。只會在問題出現後問「為什麼」。說了，也不會聽。到出事了，又去嚷著為什麼「不告訴我」。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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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議上海人
「你多點跟上海人談天，你就會知道上海人跟大阪人一樣。」
知道我寫過關於大阪的旅遊文化書的日本人Ｈ說。Ｈ今年三十一歲，1981年生，在日本公司的上海分部當主管，這三年，他都住在上海。
「對話中，總是愛問及金錢的事。他們真的很愛錢。像你身上穿的戴的，他們都有意沒意的問，究竟那些東西值幾錢……只是這一點，就已經夠像大阪人了。還有，上海人真的很怕他們如何看他。」Ｈ說。
什麼意思？
「比方說，有一次我跟一些工作上的伙伴出席一個時尚雜誌工作者的飯局。這些局，幾乎每天都有，有些人一天晚上有三局。他們都認為這些地方才是談工作的地方。你明白嘛……『關係』，朋友比什麼都重要。在日本也是一樣。我看見一個年輕人，大概是二十四、五左右吧。不知道為什麼，他可以全身的Dior Homme赴會。喝了酒，大家都『攤開』來說了。他說，在這行頭，不得不是這樣子。」Ｈ說：「在大阪，感覺也是一樣。如果你做的是雜誌圈或是娛樂圈的工作，你穿什麼就幾乎是你人的一切。但我聽我男朋友說，在西方國家，工作就不是這樣子。不會因為你年紀大小或是你認識什麼人而決定是否給你工作，而是看你說什麼、讀什麼、決定做什麼。」
有很多事情，在Ｈ眼中，都好像是有趣的文化觀察。因為他長得不錯，有一點像市川海老藏的型。穿著打扮雖然符合國內的需要（比方說有一些很大，很顯眼的名牌皮帶扣）。Ｈ雖然不覺得這些東西好看：「但在國內工作，怎麼樣也需要有一點。」不論男女，都在會靠近Ｈ。
「不是說他們會在我身上找什麼好處。而是，他們真心的覺得，『朋友』這種關係在上海比什麼都重要。比方說我的下屬，他三十五歲，是國內的名牌大學畢業，長得高，身材又不錯。有一個太太，卻到處的去找男生做愛。」在Ｈ的口中聽到「做愛」兩字的國語，倒是有一點超現實的況味：
「但他竟然兩年前生了一個女娃（女嬰），之後就整天都在拜託朋友、同事。不論到香港的，或是到日本的同事，他都拜託他們要為他帶五罐日本製的奶粉。哈哈哈，只要有奶粉，他就願意開車接他們回家。而他去香港或去日本公幹出差的時候，就幾乎第一件事要去買奶粉，幾罐自己用，幾罐用來回禮，給那些幫過他帶奶粉的朋友。直至他女兒三歲，不喝奶粉為止。你不覺得這件事很不可思議的嗎？」
「在我知道要到上海工作的時候，我的家人就聽到『三聚氰胺』事件。」Ｈ喝了第六杯High ball（威士忌梳打）後，說：「他們都覺得我這份工作很危險。開始的時候都會差不多每星期都有一通電郵問我食物是否安全，要不要從日本帶些白米或是食水給我，又說倒不如不要做好了……他們都覺得，中國人真的很『不思議』（不可思議）。我媽媽不太讀報、不太看新聞的人。她對中國的認識不多，但從新聞片段或是她朋友的道聽途說中，都問，中國人不是很愛國的嗎？為什麼會做一些奶粉出來毒害自己國家的人呢？」
Ｈ留在上海幾年，一年會回日本十次左右。直至現在，他仍對中國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日本駐上海的Ｈ留了在上海好幾年，一年回日本大概十次。
談到中國，他有很多「不了解」的事情。
「（我）明白……工作就是這樣，所以沒有太多的選擇。比方說，給錢政府機構的人做事，原來某程度上是一種『必需』。但在公開公眾的場合，你是不可以這樣做的。但什麼時候要給，給多少，Timing（時機）又要對，這些都很難。」
「我有一個日本的朋友，在上海做食玩工廠（食玩，意即一些在食物中有玩具的小玩意，如那種巧克力蛋中間的小塑膠玩具，或是現在便利店用印花換的貓玩偶，也叫『食玩』）工作，他說初次來到的時候，都不知道如何處理。你發現，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有機會，有可能『出錯』。」
Ｈ喝多了，就真的把真話說出來了。大阪人比東京人性格外放，什麼話要說就說出來。本來地理上比較接近中國的關西、九州人，有說民族性都會比較外放。
但畢竟日本人有集體的「日本人性格」，要令他們說真話，大多是半醉的時候才會有機會。
「如有一天，有幾個自稱是什麼局的人來到朋友的工廠，說他們的工廠電線或是電路有問題，說要『開通』電力，就要我們給他們『開通費』……朋友也沒有追問什麼，反正電線也好，電路也罷，也是一個口實，他們要的是什麼，大家都明白。」
「你給，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有別的人拿著疑似文件或是什麼東西來到又說要『開通費』或是『疏通費』。你不給嗎？他們又真的有能力令你的工廠沒有電，令工廠不能運作。朋友沒辦法下，唯有上門找他們，又洋酒又煙又小姐的……說給他們『開通費』的時候，他們卻跟你來真的，說他們『機關』不會收這樣的污穢的錢。」Ｈ說：「這樣的工作，你要以正面的方向說，會覺得是一種很厲害的工作經驗。畢竟在日本不少企業都認為中國是將來經濟發展的龍頭。」
沒有人會看少中國的實力。至少在很多個不同的市場層面，如奢侈品、男士護理、健身服務、休閒服這些板塊，中國市場的發展速度的確令很多已發展經濟體系眼紅。「但問題是，當什麼都不知道的日本企業，以為在中國的城市，如北京、上海開了分公司，派一兩個日本的員工過來當『開業武士』，就叫『中國進出』（進入中國市場），失敗而回的日本公司，其實不少。」
在中國做生意，一點也不容易。Ｈ當然知道，但Ｈ對上的人，不一定知道。或就算知道，他們不會想像到中下層員工所承受的風險：「就像我的同事，他們有家庭，孩子、太太一起跟來，一聽到什麼毒奶粉的新聞就想回家。有些就是太太和孩子先回日本，他自己一個留在上海工作。這種分隔兩地的夫婦，在我們的公司有不少。一年才見一兩次孩子，以前回家，都真的有一種『家』的感覺。但現在都是在公司，要不就是跟同事喝酒。同事都明白，大家都不過是捱這一段時間，希望有一天可以回日本。但是當你工作的表現越好，他們就認為你很適合在中國工作，上級又會告訴你，只要好好的在這兒（上海）打拼，很快就可以升級，回日本。」Ｈ的語氣，總是有一點淡淡然的無奈。你說他是看化嗎？看化了就不用說那麼多。但是，你看不化？又如何繼續在上海生活下去？
「我們就是知道……只要我們做得好，我們就只會繼續在這兒工作。」Ｈ說。
日本的工作模式，是這樣的。即使八十後的員工多愛日本，平日只吃飯團味噌湯，一句英語也說不來，只要是「公司的決定」，「大家的決定」，作為員工，總有一種隱隱的武士精神。日本古代的武士，從屬不同的藩主，只要是藩主下的決定，武士們大可不問因由，執行任務，死而後矣。分析日本現代的工作文化的美國學者，都以這種「社會學想像」分析日本在戰後經濟急速成長的原因，就是這種「榨盡人力資源」的工作文化，令他們在一個像「國家體制」一樣的工作文化中，體現經濟奇蹟。
但現在呢？Ｈ那麼不喜歡（或不明白）中國的工作環境，為什麼仍要留在上海？
「我有很多大學的同學，找不到『實任』的工作。」Ｈ說。實任，即是六十年代經濟起飛的時候人人都可以找到的「長工」。現在日本的工作職種，分長工和散工。而香港很「正常」的合約制工作，在日本被視為散工。在日本，散工從業員沒有任何福利保障，一般「長工」擁有的年中年尾各三個月薪水的「花紅」，散工都是沒有的。所以，「長工」的勞動人口，比散工者得到的收入，每年平均會多六十萬至八十萬日元左右（六萬至八萬港元）。「尤其是，在日本找工作，你應該知道，出身大學和ＯＢ關係（舊生關係）十分重要。名牌大學也分很多不同的流派，你因為大學的名字進了一家公司，但你周圍的人都是你的『敵對大學』的ＯＢ（舊生），都沒有用。所以我進了這家公司，他們派我去上海，發拓業務……其實都不知道是不是好事。他們派我來的時候，其實對這一邊的狀況一點也不了解。有很多機構其實都有收集中國的經濟狀況的數據，但是公司一方面認為這些數據機構的『資料』太昂貴，不值得；另一方面認為，只要我們下足夠的『努力』（即日語的奸爸爹），就會衝出一些業績來。」Ｈ說著說著，流下一滴眼淚：「我走的時候，公司的同事說跟我開『歡送會』，人人都以為我會失敗而會。但中國的發展實在真的太快太急，有時候我做十個不同的企劃，只命中一個，已經足夠是我們日本總公司的業績的幾個巴仙……而現在日元高企，在這邊請新員工、租辦公室等等都很便宜。於是幾乎所有大企業都來中國開分公司。」
「但問題是，他們（來中國工作的日本人）真的了解中國的『文化』嗎？跟中國人做生意，一點也不容易，真的需要很多不同的技巧。不論是酒量、讀空氣（即看人的臉色）、或是說話的時機，都需要很多的思考心力才行。」Ｈ說：「幸好我在上海，這兒的『日本』東西也比較多。喝的烏龍茶，或是吃的東西，只要付得起錢，在這個城市生活都不會有太大的『不方便』。但接踵而來的，就有更多的問題。我仍沒有結婚，我想找一個日本人的女朋友，但在這兒認識的都是中國女生。中國女生不是不好，很多上海女生都很漂亮，也有不少認識的都是官賈的家庭，對我的工作一定有幫助。但是……我真的想認識一個日本女生，回日本生活。只要我繼續做出成績，看來我就只可以繼續留在這兒……」
（原文刊於 《八十後的生存與生活２－－亞洲版Deluxe》92~100頁，2012 CUP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