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之計：數學題

在某個親子的王國中，找到這一個post：

該名家長的感言，是這樣的：

開學第四天，看到三年級孩子的數學功課，做父母多不想放工還是要用腦。

老師呀，一人上學，一份功課，全家族去做，是連坐法，是親子活動，是什麼呀？

我靠自己不懂當我欠交，全家幫我做，代表我其實真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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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有這樣的家長，才有這樣的功課啊。做功課，是連坐法，即是酷刑。而家長，不是正正希望望子成龍，孩子學校的功課越深越好的嗎？現在放工之後，叫你用用腦，原來很辛苦啊？

孩子是不是真的懂，又很重要嗎？對很多家長而言，只需要孩子考好成績吧？要不，為什麼那麼多人會請人做美術功課，DSE功課；為什麼補習天王教考試技巧就可以開名跑車？

既然要你用腦，那麼辛苦，當初又要生孩子？

生了孩子，又要望子成龍，那麼，就得要付出一點代價啊。而且，這條題目，一點也不難。把 18切開就是了。他們入幼稚園之前，不是已經操練很多這種數學智力題嗎？

一日之計：小教授大學生

昨晚節目過後，有網友傳來這樣的一個訊息：

其實，兒時小事，早已忘了。我也忘了那位姜老師是鼓勵我，抑或是恐嚇我的母親。

我只記得，直至現在，我都不敢不努力。

是，是「不敢」不努力，因為不敢不努力而作出大量犧牲，所有人都看不到的犧牲。

因為，我害怕她。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永遠都害怕那一個，不知就裏，不理背景，就一頭栽的說我「懶」的那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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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幾天又看到大學生被家長陪同上學成為新聞，又見到校長為我們學生操心，說他們四年大學生活平均一年只讀一本跟課程無關的書……就令我想起這篇訪問。主角Cathy Small早年來香港出席會議的時候，有幸一見，吃了一塊提拉米蘇。真人比想像中更成熟，對學生更有關懷。訪問雖於2007年已刊出，但是，每年開學，我也會再讀一次，提醒自己：學生要修七科，他們可以讀完所有的required reading，我已覺得他們是好學生。在required reading以外要再讀閒書，已是超人的能力了。

 小教授 大學生

大學生的品格是什麼？這個課題，也真夠沒完沒了。

大學生應該是什麼？是胡燕青先生在《成報》中說的飯局故事：醫生律師建築師大爺們自己不會讀「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卻在飯局中，共鳴同聲，說今時今日大學畢業生「真係唔掂」；梁家傑先生在發表參選特首政綱的教育部分時，引述報載政治小八卦：「……對回歸後教育情況好失望。佢話數年前有個港大舊同學想請港大法律系畢業生，點知請唔落手，因為見到港生知識太窄，面試表現不堪入目。『有人話（音樂家）莫扎特係畫家，話（畫家）梵高係音樂家。講英超，又以為阿仙奴只係兵工廠，唔知係球隊，講golf又唔識邊個係Tiger
Woods，就算係一級榮譽畢業生都唔掂。』大狀梁話個老友最後請浸過鹹水港生，唔怪得佢個大女中五畢業後，就即刻被送去外國讀書……。」

大學畢業生有問題。香港七家大學也是政府的，追因問底，大學得依仗納稅人的錢，社會人士對大學生、大學的一切指指點點，理直氣也壯。可是，大學生的問題，在大學嗎？大學只讀三年，中學讀了七年，是不是中學老師校長，那些有份把手指指向大學的校長，應負多點責任？大學生可不可以看同性戀漫畫（《大學線》ＢＬ事件）、大學生可不可以講粗口（《中大學生報》普選文章〈普選，你講咩撚野？〉）、到大學生可不可以說「低俗情色」，討論總不理性，對大學生的「光環」總像劉德華「今時今日咁服務態度唔夠」一樣，一種永無止境，由上而下的要求。

52歲新鮮人

這個時候，人類學家應該出場。美國某州立大學的人類學系教授Cathy Small以筆名Rebekah Nathan之名，在2005年寫了一本書，叫My Freshman Year: 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台灣譯名：《當教授變成學生：一位大學教授重讀大一的生活紀實》）。2002年，Small教授（即「小教授」了吧？）發現自己愈來愈看不慣學生的言行，搞不懂大學文化和生態。她用了一年的sabbatical leave，用文化人類學家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本土民俗誌（ethnography），以五十二歲的高齡，用「新鮮人」（freshman）的身份，重新走入她自己任教的大學，走進學生的生活，親身經歷每一個大一學生都要經過的生活細節：交學費、選科、搬進宿舍、參加舍堂活動、跟學生用同一樣的餐單、上課、寫論文、考試……。

這個研究，尋找一個她很想知道的答案：為何學生上課可以大喇喇的睡覺？上課是學生的責任，為什麼這麼多人「走堂」？為什麼大家對教授的提問如此無動如衷？最根本的一條：為什麼學生一代不如一代？

當她是教授的時候，深知學生的不是。她又可以當模範學生嗎？當了新鮮人，她才知道，原來學生不可以用教職員的停車場，要走的距離是多麼的遙遠。她蹺過課，而周圍的人，年紀雖比她少一半，都跟她說：「阿女，你要休息下……。」

她終於知道，學期要結束時，死線一個接一個的日子，那星期的工作量是何等繁重。上一門課，她以前會問學生為什麼可以忘了上一次說過什麼；原來，對學生而言，第一節課和第二節課之間，已經上了四、五節課。一個學期，學生平均上五門課，則要面對五個教授、五個助教，教授助教各有各事忙，有自己的辦公時間，有不同的溝通方式。最重要的，是她發覺學生入了大學，真正投入學術的時間，其實不多；為了生活，幾乎所有學生都需要兼職；為了將來，參與的課外活動，大多要跟履歷表有關。

　　小教授提出的觀點，不只是美國大學，香港的大學也有點類似氣味。小教授發現少數族裔在大學校園，不太肯在公眾地方吃飯，才感受到原來「白色主義」在校園其實很濃烈。透過跟留學生的對話，發覺「美國學生也不是太有國際視野」—有美國人問日本學生，日本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有美國學生見到黑人就問她是不是非洲人；雖然跟伊拉克開戰了，可是大學中，知道伊拉克是什麼地方的人，少之又少。大學生一般都對「美國以外地方一無所知」。

當然，小教授說：「其實，大學的目標，是要學生學會不去『雜學』（develop knowledge about others without judgment）這是一件很難的事。國際視野也是一樣。」

另外，美國學生跟香港學生，都愛低調，不要起眼，不要有特色。教授問問題，用沉默回應，可能是隱瞞自己「沒有時間」準備課程內容，也可能是不想教授認識他。小教授問學生，你會跟什麼人做朋友，意即所謂「朋友的條件」：可能是外型不錯，生活態度很「酷」；或是，他跟我一樣，都幾lay back（平凡）。小教授說：「我想，選擇不被看見，是一種妥協。這是一種在社會上普遍的壓力。只是，這種沉默的壓力，滲透到大學校園，才令學生覺得平凡是好事，不想加入、牽涉到任何事。」

小教授說，大學生今時今日愈來愈個人化，愈來愈犬儒。小教授問同學為什麼不回應教授問題，學生回應：「其實教授都係想要我答佢心入面個答案之嘛，我做咩要應佢？」問他們做功課的要旨，有回應說：「work for the professor！」即是香港學生最喜歡叫指導自己的教授做「老細」。明知某些東西，不是自己心想的，不過為了取悅老師，明知口不對心，也寫下去。學生需要更面對現實，需要寫履歷、為免自己負債太多，選科時更需要知道「學科」跟將來的工作的關係。

由下而上　平起平坐

可是，社會人士（或一種說法）卻對大學生的要求愈來愈多，而且雙方的需要，卻各走兩極。小教授又有什麼意見？「好問題。我相信大學校方跟教授，都要令課程更加貼近學生的文化。這不代表我要認同學生的文化，而是像佛家所言，我需要一點『skillful
means』去教。對我而言，我需要知道我的學生在哪兒，而去他們的地方，去教他們。我沒有改變我的message的，只是我說的方法不同了。」小教授說。

做完這個臥底調查，小教授本來是教研究院的，後來也轉教了一年級生的「人類學入門」。「做完這個研究，我才知道原來一年生，被要求那麼多。所以，我也增加了我的辦公時間，盡量令學生省去一點可省的工夫（如找教科書時，只需去一次書店，而不是去四次）。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沒有改變我所表達的訊息；如果我的學生是比較實際的，我就要用較實際的說法去表達我想說的東西。如果學生覺得從同學身上會學到更多，我就會分組學習；而學生覺得實際做會比口述更好，我就會用角色扮演、案件分析、實習等方法。」

那麼，你想說的「訊息」是什麼？

「我不知道香港大學的狀況是怎樣，不知道合不合用。對美國學生，我會這樣說：一個學位，不是教育。」小教授說。

讀過大學不等如那個人受過教育。「不要因為要得到一個學位，而浪費你接受教育的機會。教育，不是一個學位。所謂education，有兩點；一、不要害怕跟別人不同；人妥協，就不會參與事情；二、去找機會，去增加自己可以學習的機會。如果你不是在學習，而只是跳過你教育路上的欄柵，那麼，你就應該想想你究竟在做什麼，甚至是，不如轉一轉學校。選擇，還是有的。」

一走了之？我雖然不太認同，老外才子David Brooks在他被評為「pop sociology」的《On Paradise Drive》中說他回到普林斯頓，也人面事皆全非。連長春藤都失守了，香港人還得到哪兒去？

她可貴的地方，是她真真正正主動走入學生群，選擇不由上而下去鞭打，而是平起平坐的了解學生。只是，要親自做到這件事，似乎仍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距離。

（原文刊於　信報財經新聞　2007-05-14　P.31）

兩種選擇

不贅。自己看吧。

大學，應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哈哈哈哈哈。

八十後的生存與生活：通識教人的事

通識教了他什麼

面對所有通識問題，對他而言，都只得一個回答方法。

今年考通識的Ｊ同學，和學民思潮得到5**的狀元張秀賢同學不同。他只考到4。現在的考試系統，由5**起，到5*、5，之後到4。因此，如果對比以前高考的分級，4，看起來好像不太差，但應只是Ｄ。以前會考放榜，我媽看著我的成績單，她會自動看不見Cred（Ｃ）以上的成績，就只問我，為什麼我ＸＸ科會有一個Ｄ。

現在我是人家的老師，面對考試這種閉門定時定點靠記憶和狀態的遊戲，大家都知道，教育所帶來的影響，當然不是學生時代很在乎的那一分半分。國民教育是不是洗腦，母語教學是不是令學生中英俱差，這都不可定論。但對Ｊ而言，他認為會考教他的事，和通識科，都令他對看世事的方法有改變。

「其實，通識要合格一Ｄ都唔難架。」Ｊ同學喝著啤酒，對我說：「拿，條問題呢，就一定係有正反兩面既。佢地而家咁既狀態，一定唔可以話答贊成就畀分，反對就唔畀。佢地一定贊成同反對既答案，都要畀分。所以呢，如果你寫果陣，就列齊返Ｄpoints，之後寫果陣，就寫First of all／Secondly／Thirdly……，之後有個總結，個conclusion你夾返自己講左幾多個贊成個point，幾多個反對既point，咁最後你就係開始同埋結尾度話你agree或者disagree in a large extent，咁咪得囉。」

通識科就真的是這樣教你答題目嗎？

「你冇計架喎。而家佢一定係將所有野都講到呢，左邊睇呢就睇到Ｄ好處，右邊睇呢就睇到Ｄ壞處喎，咁所有事情呢，都係冇對錯既。」Ｊ同學說。

這樣就叫多角度思考嗎？

「對啊，通識科就係要咁呀。數學、物理、果Ｄ，都一定有model answer，但係通識科佢話畀你聽冇，其實有同冇，我地都唔知。上次做果份卷，話冇model answer，但係最後又有marking scheme，好清楚咁寫明答咩會即刻有分，答咩就要閱卷員自行決定。咁頭果幾年，佢地一定唔敢話呢科係有model answer既，咁學生只要放膽答放膽寫，佢一定唔會唔畀分。」Ｊ同學，你只得一個Ｄ，也可以那麼有自信的說這樣的話嗎？「真係要多角度思考，其實要花好多時間。好似國民教育果Ｄ咁，我覺得好奇怪，佢地叫我地讀當代中國，就挖晒中國Ｄ衰野出黎。咁，每個國家都有衰野架啦，好似我個親戚係美國，佢話佢停低架車係條路度講電話，有兩個黑鬼（有色人士）就打爛佢個車窗，連電話都搶埋。咁你話美國又好好咩？我覺得呢Ｄ咁既現代中國既通識科，有時真係好偏頗囉。」

Ｊ同學的說法，非常有趣。也足以證實了，通識科事實上是失敗的。當這一科出現的時候，大家都說，學生可以有批判思考，也有解放思維。但當科目要考試的時候，他們就追求答案。邏輯訓練，雖然小班教學才會成事。這是我教大學的時候深知的事情。現在是一班四十多人，要他們討論，一課四十分鐘，分個組，每組十分鐘，之後報告，這樣一節課就沒有了。那麼，他們可以談到什麼？就不過是印象式的蜻蜓點水，最後就只得出簡單的概念：把對錯觀模糊化，認為誰對誰錯，誰說得清。

「但事實上，我想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事情發生的肌理很重要吧。」我對Ｊ同學說：「你試想像，同一件事，在香港、北京或洛杉磯發生，事情會有什麼不同？同一條公路上，或許在國內，發生什麼意外，民眾對受害者的反應，你看那些什麼小悅悅的新聞，你應略知一二。不可以說外國都有壞人，我們只看中國的壞事，就會覺得中國不好。這樣會令人忘掉，通識科的真義。」

我可以和Ｊ同學談天，也許可以令他思考一下，究竟通識科為他帶來什麼。因為，我很害怕，所有人都在一種「沒有對，沒有錯」的環境下，接受所有事情。因為，既沒有對錯，下一條就問：我們應如何判斷是或非。

香港的公共教育系統，毀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究竟有幾多人像我一樣，很‧在‧乎？

（原文刊於　號外月刊　2012年9月號）

獨媒受襲，干卿何事？

獨立媒體的辦公室受襲，器材受損。幸好沒有人身受傷，聽說只是駐獨立媒體的小貓Cindy受驚，食量減少，實為不幸中之萬幸。

媒體人受襲，比一般人受襲有多種意義。因為媒體人有權發聲，也有權煽動或說理。總之，他們有無形的影響力。媒體人的家人，不少也有發出過這樣的溫馨提示吧——「小心講嘢，唔好得罪人。如果唔係，好似大×同何×仁咁，畀人斬你唔知咩事」（基於選舉條例，以下所有名字若是提及參選人名字或政黨，唯有姑隱其名，不要浪費我寶貴的專欄空間）。家人們所知的，是傳媒所報的一分鐘內的事實：某名嘴因開罪某些人，因而被斬。你永遠也不知道「某些人」是誰。這些年，傳媒人受襲，大家就只知他被打，誰打他？因為什麼原因？不知道。現在不知道，將來也不會知道。

警力去了哪兒？去拿學民思潮那些可愛美眉的電話號碼嗎？抑或協助南中國海某城市某些地區的收地業權糾紛？這些事情，都很微妙。

獨媒走紅，有說是因為主流媒體沒有報道某些事情，令香港搞到今時今日的田地。《明報》政治甜點版女記者Emily的角度更有趣，她說某女參選人說自己「為參選而變剩女」，感動金主提供選舉廣告。一個人參選與否，和她是不是剩女，理應沒有邏輯關係。若參選前本是剩女，根據某政壇棟篤笑的文膽私底下告訴我，據他們的調查發現，立法會歷史中，是沒有女議員在任期內出嫁，把自己名字由三字變四字的。支持她，豈不反是送她一程，「令」她繼續成為剩女嗎？

新聞媒體報什麼，本來都有他們的主導思想。在念新聞系的時候，老師都教我們，在中國人社會尤甚。你以為真的有編輯自主、新聞自由嗎？廣告商、老闆的個人意志和口味，絕對可以影響報章品味（如選擇專欄作家）和取材導向（如報道篇幅的尺碼）。因此，各式各樣的獨立媒體出現，自命獨立的民間記者、博客評論人也有生存空間。

這是你們想要的香港嗎？

然而，在網路流行了這十多年間，有媒體學者研究發現，所謂民間記者的做事方式，基於他們的出身和新聞訓練的關係，不少也和主流記者類近。也有研究指出，所謂有名的「博客」，原來不少都從事主流媒體，把自己和金主（即他的公司）不同的意見以匿名方式逃避言責發布，到博客有一定影響力，金主也有可能會想辦法利用員工的博客圖利。

我不知道主流和民間有什麼差別。我寫專欄，也玩Facebook，也做電台節目。硬性劃分這次是「非主流」、「獨立」、「民間」媒體出事，市民大眾就不用關注，實為狹隘的想法。我擔心的是，香港真的回到殖民地時代：警方回到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一樣，為英國維穩的政治機器，《南華早報》等傳媒變成了官方喉舌。這些年香港人辛辛苦苦打拼出來的言論自由、發表自由的空間，就這樣一點點隨我們的冷漠而消逝。這個世界也許會很靜，沒有人再嘈了。這是你們想要的香港嗎？

（原文刊於明報 2012年8月11日　觀點版）

亂打主意：窮人才讀書

文憑試殺到，考生恐慌。不少學生已經感到文憑試的可怕，可以跳船的都跳船。

走吧，走吧。去外國讀、考外國試，總之不要做第一屆的白老鼠。

我關心的，是沒有資格跳船的人。大家都知道，大部分香港人都沒有資格跳船的。

小時候，家庭環境不是特別好，但基本要有的都有──電視、電腦、書桌。教科書、學結他，這些東西，家人都會盡量支持。我的家庭不是電視新聞中那種住板間房、父母收比最低工資更差的工資、記者來訪問我的時候就會識趣地回答：「我一定要努力讀書，將來回報家人」那種家庭。總之，有可改善空間就是了。母親常常對我說，一定要讀書，讀書就可以改變生活。

現在呢？中文大學的黃偉豪教授在報章撰文時說，聽過一個名校老師說過，有家長大言炎炎的說，「只有窮人才需要讀書」這種說話。

聽起來涼薄，但這些事情，十幾年前已出現。我的小學同學就讀某港島區名女校，她說當年，要擔心升學的，只是「普通人家」的女生。有些女孩，外形很普通、成績不突出，但溫文儒雅，算乖，絕對是好人。中五過後，她就忽然不見了，那時候沒有Facebook，斷聯了。聽說，她家人不認為她需要讀那麼多書，書讀夠一個地步，就要移民到溫哥華，Daddy Mammy會養，再等待出嫁，以後也沒有跟她的同學聯絡。

知識改變命運這種陳腔，很多人會說。看着補習社可以上市，港式的「知識改變命運」，只是拿不同的入場券，去不同的崗位，安分守己的「打份工」，就叫掌握命運。

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令人由混沌中走到清醒的一方，從這岸到彼岸。直至今天，我有一個身份是老師，我仍然相信，教育是一種靈魂工程。我仍然相信。

亂打主意：真．洗腦教育

偉大的讀者啊，請相信我，我不會作古仔。

不是我誠實，只是我沒有能力。我不是那種看着現實如何慘酷，都可以寫出輕飄飄軟綿綿的愛情故事，說人生其實都很幸福那種人。

我不行的，是我能力不逮。

所以，我在這兒寫的東西，幾乎所有都是建基於我的所見所聞。我身邊有很多小事，令我思考很多事情。

比方說，有一次到某大學，陪一個朋友喝茶。我很不明白，大學的那家茶樓，東西不特別好吃，但星期天就有一些一家大小來喝茶。我旁邊有另一枱母子，孩子大抵是五、 六歲吧，母親非常緊張，就像記者，問題一條一條的噴出來：「你平日會做甚麼？」孩子說：「我回家之後，會洗澡、休息一會，之後會上網。」母親表情充滿緊張和不滿，她說：「你不用放下書包的嗎？你這樣答就會給人家知道你不會自己拿書包呀！你不會洗手嗎？你不會吃一點茶點嗎？」孩子回應：「我回家之後會自己放下書包，之後洗手，然後有時間就會去上上網。」母親問：「上甚麼網？」孩子答：「都是一些寓言故事的網頁。」

全是模擬問題，標準答案，應是在處理面試的問題。之後，母親就再問那個五歲的孩子：「你喜歡普通話嗎？」孩子答：「不喜歡。」母親表現就有點激動，說：「不行！你不可以答你不喜歡。」孩子問：「為甚麼我不可以說我不喜歡？我真的很討厭普通話呀？」母親就說：「你不可以答你不喜歡普通話的！你答你不喜歡普通話，這家學校是不會收你的呀！」




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對你說謊，你會心痛嗎？抑或你會很高興，你知道他成為了一個「成人」，以撒謊從而得到他想得到的東西？家教，才是「真‧洗腦教育」的始祖。

亂打主意：人之患

我尊敬的作家，龍應台老師在一次對教育學院的畢業生的演講中說，她有兩位對她影響至深的老師。

一個是小學的數學老師，上課途中，為了逃避當時的軍人以「政治」為理由的追捕。他在學生面前跳窗，死在操場。自此她對政治恐懼，也分外敏感。第二個是她初中的英文老師，當她還在學習ABC之時，老師已察覺到她的學習興趣，竟給她買了相當艱深的文學著作《簡愛》和《咆哮山莊》給她。龍老師說：「我不知道，這位二十三歲的老師當時眼睛裏看到甚麼？」

老師十分重要。因為我們知道，你家寶貝兒再精巧伶俐，你也要送他上學校，他們仍需要老師啟蒙。教育問題千頭萬緒，除了要關心教科書貴不貴以外，還有更多值得關心的事情。老師除了言教，還會身教。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勵，比起幾多課正常課節、正式會面時間、目標為本教案……等等來得重要。他們有沒有真心在教學生，學生的眼睛看得出來。

龍老師說：「社會依靠中小學老師，引導稚嫩的一群，養培一種眼光和人格。論薪酬地位，這些老師在香港現實的Hierarchy（科層金字塔）裏不算非常高。社會如需要人文的根、走得遠的話，就需要提高你們（台下觀眾）的位置。」

但社會現實是，高考成績考得最好的學生，會進入的大學學科，都不是將來做老師的。要當教師，就要再投資，讀一年四萬多元的教育文憑。大學畢業出來，他們就要償還十六萬港元的貸款。之後就要面對教育改革，無日無之的抹黑以及家長學生的蔑視。

當家長不尊重教師，只尊重年薪百萬的地產代理。那麼，那些地產代理的孩子將來由純真天使變成頑劣怪獸，他們又會再花多少錢，去「教好」他們呢？呵呵。

祝所有今天高考放榜的同學好運。

亂打主意：用死力做好

中學時，有一位很嚴厲的美術老師，他的教學理念跟現代的教育理念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他上課的時候，會叫我們白手在白畫紙上畫很多個小格子，之後填滿直線。我手藝不精，畫出來的線都不直。他就會說：「如果你用心機畫，畫一次不行，多畫一次；再畫一次不行，再多畫一次。你一定會做到的。你做不到，只是因為你沒有心機而已。」

也許，畫直線這種手藝訓練，根本不是想我們畫到直線，而是要我們相信這個世界的事情，是你有心機做，就會做到、就會做好。

在香港，很多人相信「用死力，就會做好」的「香港精神」。你不難聽到高官出來訓勉年輕人的時候，會說他們用心做好、努力不懈（或大多加上不怕捱苦、不怕蝕底），就會做出成績。我不排除努力的人，會走上成功之路。甚麼職場勵志書常說：「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我同意，畢竟，做牛其實是非常簡單的。真正成功的人，有另一種工作哲學，他們以常識去判斷，在對的時候做對的事，就會成功。所以，不成功的人，大多是因為在不對的地方、不對的時機，拚死命的努力去做，結果只會像向火潑油，撲火不成，反燒得更烈。

現在，傳媒也好，達官貴人也好，都愛責難八十後，無目標、貪逸樂、愛消費。他們忘記了這些社會風氣，是甚麼人建立出來的：八、 九十年代雜誌主張消費，廣告電視劇販賣中產生活，令他們疏於政治、輕於思考、忘記讀書、輕視知識，用混世江湖的道理代替做人的常識，用食欲物欲色欲肯定自己的生存價值。現在，孩子學父母，愛消費、重逸樂、貪圖做人簡簡單單開開心心，又是誰之過？

今天才訓斥八十後不求上進，真幽默啊。

亂打主意：筍工

報章報道，大學生又不爭氣啦，他們真沒出息，真不該啦。

報道說，現在大學生認為的「筍工」，是工作輕鬆、不用加班。他們的要求，是「五天工作、多假期及零加班」。有的大學畢業生更以多份兼職當長工，因為這樣薪酬理想、工作時間彈性自由，而且沒有壓力。

專家當然會說這種工作態度短視。無視前途及晉升空間有限的實在問題，對他們的發展有影響。

想找多份兼職，不找有壓力的工作，是對自己不負責任的表現嗎？學生V有一天跟我說：「其實健吾你都幾好吖？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哦？你在做你不想做的事嗎？「大學畢業，大家都以為我哋會搵到啲咩好工筍工，但問題係好工嘅定義，就只係錢。如果我認為我嘅生活係唔需要好多錢嘅，我最理想嘅職業，就係車衣女工。因為工作，對我嚟講只係人生嘅一部分，我只係出賣我嘅時間去換啲錢。我想搵唔使用腦嘅工，係因為我唔想我人生嘅精力花喺一啲冇意義嘅人同事身上。我只係想準時返工，放工做自己喜歡的事，過我嘅人生。哪有甚麼問題？」

身為大學講師，三天兩夜就會聽到大學各學系總是愛做「就職調查」，訪問畢業生的入職薪酬，用以衡量學系的價值，我當然不可以同意這學生的「頹廢思想」，因為這樣他會「拖垮」學系的成績。

事實上，他們不求上進，但知道自己人生要甚麼，我們又要強加我們認為對的概念到他們身上嗎？如果大學畢業生是一個成人，成人年紀應要有成人的對待，為甚麼我們身為師輩的，要「鞭策」他們搵「好工」？為了學系的「成績」打算？抑或我們真的希望學生可以活得快樂、活出自我？

「你高興，而又知道你的選擇，社會會給你甚麼。我會支持你的決定。」我只好，淡淡的，這樣說。

亂打主意：找個好人

不少人談及他們的上司時，都會用上一句：「他是一個好人。」

要讚上司，不是應該說他的工作能力、創意、領導才能、策略能力嗎？為甚麼要說他是一個「好人」？



因為，除了「好人」，他沒有別的「正面」評價了。但當一個好人的定義是甚麼？在內地有很多光怪陸離的事情，都令我想不明白。比方說，內地詩人沈浩波先生說，他有一個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很正常，「是個好人」。這個好人，在大學時代令他的女友墮了六次胎。後來他做生意，人無聊，就跟一些誘姦少女的人混在一起。沈先生和他吃飯的時候，他說：「我覺得存在就是合理，中國的教育有甚麼不好？你、我不都是好人嗎？」

這種價值觀，非常有趣。甚麼叫好人？他們認為自己是好人，中國的教育就很合理嗎？在這個世界，存在的東西，就是合理的東西嗎？這是一條哲學問題：一件事存在，只因他有存在的需要；有他存在的原因，不代表「合理」。這個世界有殺人犯，是因為有人被殺。殺一個人是不是合理？這是一個絕對可辯駁的問題。殺拉登合理嗎？對美國人，是；對拉登十二歲的小女兒？不一定是。

香港回歸後，香港的教育機構紛紛要搞國民教育。國情是甚麼？是中國人自己出產有毒奶粉、髮菜、士多啤梨、用衞生巾造的珍珠奶茶粉圓，去毒害自己中國人嗎？抑或是現在溫爺爺說的兩個大問題：封建制度遺毒和文革影響？中國國情，不是一門簡單的事情。如何教，怎麼教，他們才會高興？

又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我不會回答，你當我是一個好人好了。

亂打主意：讀博論

老教授在報章撰文，說求博之道：「讀博士所為何事？當然是為了當教授。做教授有咩好？教授人工又不是高過人，最吸引是『實任制』：一位教授一旦實任，就是捧了個鐵飯碗，是沿着副教授、正教授、講座教授的路晉升……」

原來讀書是為了做教授，老教授所言甚是，也難怪香港學生只求功利，不求實學了。



博士過剩這回事，早就出現了。自從香港有一個老男人推動「香港有六成人有專長學歷」之後，大家應預計到，以前的天之驕子就要做以前中五中七學歷的工作。在日本，2008年有一個京都大學的博士畢業生水月昭道做了一個調查，寫了一本書，叫《高學歷Working Poor》。他分析日本文部科學省提供的數字，日本每年生產超過一萬個博士，但每年退休連同死亡的老教授位置，只有三千多人。簡單的減數：如果所有博士生的出路，就只有做教授，日本每年就生產七千多個過剩的博士生。加上日本沒有年齡歧視條例，日本企業一向都喜愛招請身體好、年輕的大學學士生工作。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不信大學教育。各個企業都有自己的「訓練」系統，企業要的，只是夠健康、能喝酒、有基本常識、聽聽話話的年輕人。大學畢業，只是一個身份。

美國教育學者肯羅賓遜曾在「TED論壇」中提出一個問題：「為甚麼我們的公共教育系統，最後只是想訓練『教授』？」書讀得愈多，我們只着眼訓練我們的頭。我們的身體其他部分，都好像只是盛載我們的頭的工具。大學生好像除了腦子，甚麼都不用訓練。

現在我們使用的「公共教育」概念，是工業革命後，為了促進生產力發明出來的。現在，我們仍需要這種以考試為本的教育制度，製造小量高學歷知識分子帶領大量低技術勞動力嗎？

這些問題，太深了、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