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節目過後，有網友傳來這樣的一個訊息：
其實，兒時小事，早已忘了。我也忘了那位姜老師是鼓勵我，抑或是恐嚇我的母親。
我只記得，直至現在，我都不敢不努力。
是，是「不敢」不努力，因為不敢不努力而作出大量犧牲，所有人都看不到的犧牲。
因為，我害怕她。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永遠都害怕那一個，不知就裏，不理背景，就一頭栽的說我「懶」的那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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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幾天又看到
大學生被家長陪同上學成為新聞，又見到校長為我們學生操心，說他們
四年大學生活平均一年只讀一本跟課程無關的書……就令我想起這篇訪問。主角Cathy Small早年來香港出席會議的時候，有幸一見，吃了一塊提拉米蘇。真人比想像中更成熟，對學生更有關懷。訪問雖於2007年已刊出，但是，每年開學，我也會再讀一次，提醒自己：學生要修七科，他們可以讀完所有的required reading，我已覺得他們是好學生。在required reading以外要再讀閒書，已是超人的能力了。
小教授 大學生
大學生的品格是什麼？這個課題，也真夠沒完沒了。
大學生應該是什麼？是胡燕青先生在《成報》中說的飯局故事：醫生律師建築師大爺們自己不會讀「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卻在飯局中，共鳴同聲，說今時今日大學畢業生「真係唔掂」；梁家傑先生在發表參選特首政綱的教育部分時，引述報載政治小八卦：「……對回歸後教育情況好失望。佢話數年前有個港大舊同學想請港大法律系畢業生，點知請唔落手，因為見到港生知識太窄，面試表現不堪入目。『有人話（音樂家）莫扎特係畫家，話（畫家）梵高係音樂家。講英超，又以為阿仙奴只係兵工廠，唔知係球隊，講golf又唔識邊個係Tiger
Woods，就算係一級榮譽畢業生都唔掂。』大狀梁話個老友最後請浸過鹹水港生，唔怪得佢個大女中五畢業後，就即刻被送去外國讀書……。」
大學畢業生有問題。香港七家大學也是政府的，追因問底，大學得依仗納稅人的錢，社會人士對大學生、大學的一切指指點點，理直氣也壯。可是，大學生的問題，在大學嗎？大學只讀三年，中學讀了七年，是不是中學老師校長，那些有份把手指指向大學的校長，應負多點責任？大學生可不可以看同性戀漫畫（《大學線》ＢＬ事件）、大學生可不可以講粗口（《中大學生報》普選文章〈普選，你講咩撚野？〉）、到大學生可不可以說「低俗情色」，討論總不理性，對大學生的「光環」總像劉德華「今時今日咁服務態度唔夠」一樣，一種永無止境，由上而下的要求。
52歲新鮮人
這個時候，人類學家應該出場。美國某州立大學的人類學系教授Cathy Small以筆名Rebekah Nathan之名，在2005年寫了一本書，叫My Freshman Year: 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台灣譯名：
《當教授變成學生：一位大學教授重讀大一的生活紀實》）。2002年，Small教授（即「小教授」了吧？）發現自己愈來愈看不慣學生的言行，搞不懂大學文化和生態。她用了一年的sabbatical leave，用文化人類學家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本土民俗誌（ethnography），以五十二歲的高齡，用「新鮮人」（freshman）的身份，重新走入她自己任教的大學，走進學生的生活，親身經歷每一個大一學生都要經過的生活細節：交學費、選科、搬進宿舍、參加舍堂活動、跟學生用同一樣的餐單、上課、寫論文、考試……。
這個研究，尋找一個她很想知道的答案：為何學生上課可以大喇喇的睡覺？上課是學生的責任，為什麼這麼多人「走堂」？為什麼大家對教授的提問如此無動如衷？最根本的一條：為什麼學生一代不如一代？
當她是教授的時候，深知學生的不是。她又可以當模範學生嗎？當了新鮮人，她才知道，原來學生不可以用教職員的停車場，要走的距離是多麼的遙遠。她蹺過課，而周圍的人，年紀雖比她少一半，都跟她說：「阿女，你要休息下……。」
她終於知道，學期要結束時，死線一個接一個的日子，那星期的工作量是何等繁重。上一門課，她以前會問學生為什麼可以忘了上一次說過什麼；原來，對學生而言，第一節課和第二節課之間，已經上了四、五節課。一個學期，學生平均上五門課，則要面對五個教授、五個助教，教授助教各有各事忙，有自己的辦公時間，有不同的溝通方式。最重要的，是她發覺學生入了大學，真正投入學術的時間，其實不多；為了生活，幾乎所有學生都需要兼職；為了將來，參與的課外活動，大多要跟履歷表有關。
小教授提出的觀點，不只是美國大學，香港的大學也有點類似氣味。小教授發現少數族裔在大學校園，不太肯在公眾地方吃飯，才感受到原來「白色主義」在校園其實很濃烈。透過跟留學生的對話，發覺「美國學生也不是太有國際視野」—有美國人問日本學生，日本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有美國學生見到黑人就問她是不是非洲人；雖然跟伊拉克開戰了，可是大學中，知道伊拉克是什麼地方的人，少之又少。大學生一般都對「美國以外地方一無所知」。
當然，小教授說：「其實，大學的目標，是要學生學會不去『雜學』（develop knowledge about others without judgment）這是一件很難的事。國際視野也是一樣。」
另外，美國學生跟香港學生，都愛低調，不要起眼，不要有特色。教授問問題，用沉默回應，可能是隱瞞自己「沒有時間」準備課程內容，也可能是不想教授認識他。小教授問學生，你會跟什麼人做朋友，意即所謂「朋友的條件」：可能是外型不錯，生活態度很「酷」；或是，他跟我一樣，都幾lay back（平凡）。小教授說：「我想，選擇不被看見，是一種妥協。這是一種在社會上普遍的壓力。只是，這種沉默的壓力，滲透到大學校園，才令學生覺得平凡是好事，不想加入、牽涉到任何事。」
小教授說，大學生今時今日愈來愈個人化，愈來愈犬儒。小教授問同學為什麼不回應教授問題，學生回應：「其實教授都係想要我答佢心入面個答案之嘛，我做咩要應佢？」問他們做功課的要旨，有回應說：「work for the professor！」即是香港學生最喜歡叫指導自己的教授做「老細」。明知某些東西，不是自己心想的，不過為了取悅老師，明知口不對心，也寫下去。學生需要更面對現實，需要寫履歷、為免自己負債太多，選科時更需要知道「學科」跟將來的工作的關係。
由下而上 平起平坐
可是，社會人士（或一種說法）卻對大學生的要求愈來愈多，而且雙方的需要，卻各走兩極。小教授又有什麼意見？「好問題。我相信大學校方跟教授，都要令課程更加貼近學生的文化。這不代表我要認同學生的文化，而是像佛家所言，我需要一點『skillful
means』去教。對我而言，我需要知道我的學生在哪兒，而去他們的地方，去教他們。我沒有改變我的message的，只是我說的方法不同了。」小教授說。
做完這個臥底調查，小教授本來是教研究院的，後來也轉教了一年級生的「人類學入門」。「做完這個研究，我才知道原來一年生，被要求那麼多。所以，我也增加了我的辦公時間，盡量令學生省去一點可省的工夫（如找教科書時，只需去一次書店，而不是去四次）。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沒有改變我所表達的訊息；如果我的學生是比較實際的，我就要用較實際的說法去表達我想說的東西。如果學生覺得從同學身上會學到更多，我就會分組學習；而學生覺得實際做會比口述更好，我就會用角色扮演、案件分析、實習等方法。」
那麼，你想說的「訊息」是什麼？
「我不知道香港大學的狀況是怎樣，不知道合不合用。對美國學生，我會這樣說：一個學位，不是教育。」小教授說。
讀過大學不等如那個人受過教育。「不要因為要得到一個學位，而浪費你接受教育的機會。教育，不是一個學位。所謂education，有兩點；一、不要害怕跟別人不同；人妥協，就不會參與事情；二、去找機會，去增加自己可以學習的機會。如果你不是在學習，而只是跳過你教育路上的欄柵，那麼，你就應該想想你究竟在做什麼，甚至是，不如轉一轉學校。選擇，還是有的。」
一走了之？我雖然不太認同，老外才子David Brooks在他被評為「pop sociology」的《On Paradise Drive》中說他回到普林斯頓，也人面事皆全非。連長春藤都失守了，香港人還得到哪兒去？
她可貴的地方，是她真真正正主動走入學生群，選擇不由上而下去鞭打，而是平起平坐的了解學生。只是，要親自做到這件事，似乎仍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距離。
（原文刊於 信報財經新聞 2007-05-14 P.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