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我有罪

對，我是看很多Johnny's 偶像的。我的研究課題，是男性偶像的「男性性」對亞洲地區的意識形態的影響。於是，如果我在地鐵被看見我在看三宅健，會不會當我是廢青，不讓座呢？

男體的功能性和於網路媒體「自拍」的性別性，以亞洲地區各國同性戀者自拍的「心態」以至對他們的個人身份建構（self identity）的影響，都是我最近有興趣的學術議題。如果給人家看見我在看櫻井翔的自拍照，又會不會被人家當我是廢青，不讓座呢？

平日，我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會看書，或用手機。

我其中一個平日常做的事，就是讀報。因為，我做的是時評節目，也需要寫專欄，當中有不少都和時事有關。現在即時新聞之多，除了是各大傳媒的即時發放，還有各立法會議員的、政黨的面書專頁或個人帳戶，以至其他外圍政治團體（如被市民視為十大政團的的學民思潮專頁及其友好網媒等等）。

上回去日本的時候，和PAD的策展人會面。事件於上回跟太陽記者聊天時，也有提及。要做這project平時要做什麼？至少要打機，知道他們建立的世界是什麼吧？如果我在火車上，被人家看見我打機，會不會當我是廢青，不讓座呢？（圖：http://the-sun.on.cc/cnt/lifestyle/20150712/00485_003.html）

另外，我也看很多飲食、消費資訊，從而吸收不同的養份，看人家如何寫。事件上回被東方記者訪問時，也有說出來。這樣，我又是不是再看「無聊野」，會不會當我是廢青，不讓座呢？(圖：http://orientaldaily.on.cc/cnt/lifestyle/20150716/00321_002.html）

另外，我的專欄及電台節目，都有牽涉很多日本及亞洲的娛樂資訊，於是我會看很多日本的電視節目的錄像，如最近因為Ｖ６二十周年，又會參加本周末的「２４小時電視用愛救地球」，三宅健又上了很多節目。每個節目我都會看看，聽聽他們說什麼。日本的娛樂新聞之外，還有最新的飲食資訊、消費資訊，甚至是遊戲資訊，因為我有長期跟進一個手遊的世界觀發展，以作我論文的資料。

日本有公司推出巨大 Enter 鍵，以便大家發洩之用。我需要一個。
Posted by 健吾 on 2015年4月28日

（如這個消費資訊，都是從網路得知的。上網後，日本東京的Tokyu Hands 百貨公司都說沒有貨了。）

還有，我的面書專頁，過去一年，追蹤人數提升了 1.9倍。我是每天也用心經營的。當中牽涉大量思考，腦力。絕不會是某明報記者所言，說我「冇料扮四條」、「9up當秘笈」，又或是那明報記者的朋友，某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的議員助理所言「剩係share本土熱狗野」就會得到。面書專頁內的內容，包括：我在各大雜誌及網媒寫的專欄文字、#健吾去日本、#如果你工作累鳥、#日本獨賣、#又有性暗示、#唔可以原諒　等等，所有東西，都需要思考，需要度的。「經營面書專頁」又是不是「玩下面書」咁簡單呢？

直至8月22日早上10:40分，我的面書專頁追蹤人數有175,626人。經營需要的時間心力，我相信葵青區決定要買like的人不會明白吧？

看了很多「因玩手機」而不讓座所以「值得被明報記者批鬥」的論點，我有點不知所措。是次事件，歸納各方的論點，都只不過是一個新聞處理的失誤。但最後就擴展至「讓唔讓座」。本來，讓唔讓座這回事，我在幾星期前已寫過，沒什麼補充。

只是，在地鐵用機，是不是一定是玩呢？如果我在工作，情況又是否不一樣？說到底，「讓」字何解，大家有沒有忘記呢？和「迫」人起身、「嚇」人起身，是不是有分別的呢？

有網友提議，找一班年輕人，坐在地鐵，貼這張紙在心口，坐下來。引來9gag或Time報道，明報就得償所願，蜚聲國際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但，至少，我仍有一點權利，去說我相信的話。

你們覺得呢？

總之我拿著手機，明報記者拿著相機，我就是罪人。幸好，我還有面書專頁幫我抵抗，但其他人呢？一個普通人，上班後很累的那個人呢？對不起，你沒有資格。因為，讓座就是正義，記者就是正義。神，我有罪。

七警事件（1018）跟進

周五（10月17日）於節目查詢，希望香港警方交待被停職的七名警務人員現在的薪酬待遇安排若何，星期五晚上十點零六分得到警察公共關係科的電郵，表示根據警隊條例17(1)(b)條，因其身為警務人員的職責有關連的行為成為某項查訊對象而被停職的警務人員，依法不得因此而支取少於其薪金的全部。

以警察公共關係科的解讀，現在七名警員是根據香港法例第232章第17條1(b)，即「該人員就與其身為警務人員的職責有關連的行為成為某項查訊的對象，或該人員是某項就其被舉報、指稱或懷疑犯罪而作的調查的對象。」因此，即使他們被停職，人工，是照出，100%的。即使現在證據已公開，示威者被打三日，只要警方都不進入1(a)，「有針對該人員的紀律處分程序或刑事法律程序正在或即將提起」，即進入刑事程序，就是要讓七位警員，只是停職，但繼續可以出足糧。

這種停職而照樣支薪的狀況，過去有沒有出現過呢？根據蘋果日報的資料，以17條1(a)的解讀，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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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警務條例》第17條，警務處處長基於公眾利益需要，若警務人員面對紀律處分或刑事檢控，可要求停職，並按每宗個案指示最多扣薪一半，直至被定罪為止。

該條文賦予警務處處長自行決定「不扣薪」或是「扣半薪」等不同幅度，意味今次7名涉嫌毆打示威者、被勒令停職的警務人員或需支半薪。

警隊以往為免停職警員未被定罪前受扣薪懲罰，並無跟隨其他政府部門規定，被刑事起訴的公務員需即時「停薪停職」的做法。但1993有「印巴雙煞」之稱的警方反黑組前高級督察彭彼德及高大衛，因涉嫌收受「灣仔之虎」陳耀興賄款而被捕及停職，雖然他們因證據不足而無罪獲釋，但仍需面對警隊紀律聆訊，結果他們前後停職7年及獲支全薪，估計合共約700萬元，其間他們「善用餘暇」修畢港大法律學位，成為執業大律師。

事件曝光後，惹外界批評要納稅人「出錢」予印巴雙煞讀書，被質疑浪費公帑，審計署展開調查，最終2001年5月警隊在審計署壓力下，改變政策，停職警員須扣薪，最高達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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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法律界朋友的意見認為，事情發展至今，並沒有任何的進展，也沒有進入刑事程序。即使真的進入刑事程序，警察自己人查自己人，搜證由警方負責，如果要「保護同袍」，基於香港守 procedural justice （程序正義）絕對有權用「程序出錯」的方式，令七位忠義警員無罪釋放。

最終，事情極有可能，不了了之。

這就是香港的「法治」。

本來，CUP月刊的文章我不會放到網上。畢竟，我覺得有些文字，是應該買，才應該看到的。這一篇，我希望大家看看。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CUP ，一本有趣的雜誌。

成田機場抗爭行動的小故事

佔領行動要成功，要有甚麼條件？

有人性的國民、有良好的媒體傳訊、有成熟的運動參與者，還有很多很多的毅力。

青年佔領台灣立法院、香港那個所謂預演佔中，都沒有死人。有聽過成田機場的佔領故事嗎？

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政府說因為機場的容量不夠，於是就決定要多起一個機場。最初的選址，成田機場以南四公里，一個出名生產西瓜的地方，叫富裏。但是，當時的農民為了「繼續耕作」、「尊重本土農業」、「農民有權自耕自足」等等的理由，發起強烈反對，政府就只好另覓地方。

一九六六至六七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年頭。當時日本也有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非常有憧憬，覺得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主張享樂、忘記生活本質的生活模式。一九六六年六月，時任首相佐藤榮作就找到宮內廳轄下在千葉三里塚芝崎地區的一塊皇室牧場用地，做機場候選地。牧場的用地只佔機場不夠一半的面積，另外一半需要大量收地。當時，佐藤內閣並沒有與當地農民溝通，就把案子直接拿上議會。同年七月二十日，三里塚農民收到訊息，就成立了「三里塚芝山聯合機場反對同盟」，展開鬥爭。

一切的保家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大多都是純粹的保家。及後，就很容易會變成另一場政治鬥爭。當時，很多三里塚的業主，竟然發起「一坪地主運動」，將自己擁有的土地，一坪一坪的（大概三點三平方米左右）出售。業主數字增加，也令政府收地的時候，再以「沒有抵抗的抵抗戰術」保衛土地。

後來「三反盟」組成少年行動隊、青年行動隊乃至婦女行動隊開展鬥爭。一九七七年，運動升級，當時的新左翼各派開始加入三里塚鬥爭。運動也得到日本社會黨、日本共產黨的支持。當地農民與新左翼政治家配合，但反對同盟內部又出現意見分歧，及後又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各自行動。

一九七一年二月廿二日，日本政府首次強行收地。反對同盟成員首次與警察發生衝突。九月十六日，在第二次收地行動中，雙方在東峰十字街展開「戰鬥」，三名警察死亡，雙方多人受傷。政府見情況不能收拾，唯有改變設計圖，把當時的三條跑道設計減成一條，再以「土地徵用法」強制手段收得一號跑道及其配套設施所需土地。

此次事件中，三反盟的青年行動隊員有五十五人被起訴，經過十多年的審判，三人判無罪，其餘五十二人雖判有罪，但判「執行猶予」（緩期），被視為是司法判案中不常見的例子。

直至機場完成，原定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啟用。同年三月廿六日，一支「農民敢死隊」佔領了機場的管制塔，破壞了各種設備，後來還有大量新左派分子加入行動。警察拔槍亂射，釀成「成田機場管制塔佔領事件」。五月二十日，成田機場正式啟用，反對同盟還發起了「百日戰鬥宣言」運動，繼續破壞機場。

後來，礙於政府的強硬態度，以及機場已經建成，令當地的農民讓步了。三里塚鬥爭暫告一段落。

直至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日，因反對機場二期工程，當天三反盟中的其中一個分支「北原組」在三里塚第一公園主持召開集會，約有三千九百人參加集會，他們把大量石頭、鐵管、火燄瓶等搬進現場。而警方則派出了四個機動隊和機場警備隊從四面包圍了集會場所，此外還有警視廳航空隊派出直升機在上空監視。衝突終於發生，惡鬥持續了兩個小時。有五十九名警察受傷，三輛裝甲車被嚴重毀壞。反對同盟二百四十一人被逮捕。這是成田機場啟用以來最大規模的衝突。

為甚麼沒有和理非非的抗爭？

日本早在戰後在一九五一年，就已通過了「土地徵用法」，授權日本政府在修築公共設施時向社會徵用土地。類似的「收地條例」，香港也有的。所以，如果要收取某某小市民的個人資產作為公共用途，政府是有「合法途徑」去做的。

日本政府自恃有「土地徵用法」的保障，強行收地，建成了一條跑道和機場配套設施。其實，從一九七八年至二○○四年間，日本全國共發生過九百多起針對政府的「游擊事件」，其中五百多件，就跟成田機場有關。及後，因為釘子戶的抗爭以及學者的調停，再這樣下去會令日本「丟臉」。一九九五年首相村山富市就接受了學者建議，向成田抗爭的農民、反對同盟的成員「謝罪」，才令反對同盟瓦解，令反對機場擴建的運動得以暫時平息。

直至一九九九年，為了搞定二○○二年日韓世界盃，就開展了機場第二條跑道的工程，但這次也只好避開釘子戶，轉而向北發展。這段近代歷史，很多常常去日本的人，都不會知道。抗爭可不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呢？沒有人犧牲，不論是被捕的犧牲，甚至是人命的犧牲，才會有一點小成？

一九九二年，經濟學者宇澤弘文就在他寫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的專書「『成田』とは何か——?後日本の悲劇」中就寫述成田機場的紛爭，是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發展不成熟、急速工業化以及開發至上主義造成的悲劇。

這些故事，香港人在乎嗎？佔領中環除了令人不能坐的士上班以外，還有更多其他應該關心的事，香港人會關心嗎？

（原文刊於　CUP Magazine　P. 104　2014-08-01）

2007 年我在悲鳴，你在做什麼？

現在，九十後看到那些大學教授、議員說「下一代要做什麼隨便你」，「民主可能需要下一代去爭取」。他們這輩子的失敗，就由我們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來承擔。

他們沒有想過負什麼責任。他們只是知道指指點點。八年前，我寫「現在的社會是你們有份建立的，現在的大學生身處的文化環境你們有份建立的」，很多人說我「不尊重上一代」，我寫叫民主黨換血，有人說我怨毒，還問我「點解唔體恤下Ｄ人爭取民主咁多年無功都有勞」（對啊，別以為只有建制五毛，泛民其實也有啊。只是當年，沒有人會把這些故事拿出來做文章而已）。

好了，現在人人出來唱失敗調，還面不紅氣不喘的說他們不會辭職。

而八十後、九十後卻沒有他的辦法。

不論建制或泛民，香港人就是香港人。沒有分別，不會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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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樂教授把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生的，叫第四代香港人。

你要我說這一代的人，實在太可怕了。你說什麼？相對六十年代出生的，看過大時代，高唱新生活要好好過的八十年代。目擊香港穩定發展、中英談判、六四，他們都知道對香港政治，理應絕望，所以造就出這一代人的特性。那末，我們這一代看什麼、聽什麼、經歷什麼，才走到今天，人人都看我們這一代不順眼？

一代嫌棄一代

大學生有兩大原罪，一是英文不好，二是沒有常識。你想想Stephy的英語博客和吳卓羲「賣飛佛」佛足幾年你就知道。最可怕的一次，是梁家傑先生面對記者，發政治八卦料：「……對回歸後教育情況好失望。佢話幾年前有個港大舊同學想請港大法律系畢業生，點知請唔落手，因為見到港生知識太窄，面試表現不堪入目。『有人話(音樂家)莫札特係畫家，話(畫家)梵高係音樂家。講英超，又以為阿仙奴只係兵工廠，唔知係球隊，講golf又唔識邊個係Tiger Woods，就算係一級榮譽畢業生都唔掂。』大狀梁話個老友最後請浸過鹹水港生，唔怪得佢個大女中五畢業後，就即刻被送去外國讀書……」

我很想知道，一個大學生需要識什麼，由什麼人決定。這些一代嫌一代的假批判，我受夠了。你受夠了沒？我想問一問，梁先生被他的舊同學稱為梁教授（意指他衣著讀書皆認真）之時，他知道當年溫布頓冠軍是誰嗎？他知道美國總統候選人如何以汽水BBQ安排黑人投票嗎？他知道什麼，大學畢業生不知道什麼，有什麼問題？現在大學生知道《男孩像你》是黃偉文的詞，知道《戲王之王》男主角是詹瑞文，甚至是鯊魚女陳細潔鯨吞幾碟意大利粉仍有二十四吋小蠻腰，有什麼分別？知道一些事，不知道一些事，是罪嗎？只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今時今日，我相信我們這一代「知道的事」，肯定比他們這些社會賢達同年紀的時候多。正如，我相信我們比孔子「叻」，是因為我們會代數會YouTube，孔子肯定不會。這些所謂「大學生沒常識」的討論，有什麼用意？

通識還是犬儒

這些反反覆覆的陳述，令我們將會有「通識教育課」。可是，天呀，這些腦子那麼可愛的掌權生物，知道「通識」跟「資料」的分別嗎？二零零二年，我為了一份「專題研習」的報告，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問過陶傑先生，「通識」(Liberal Studies)究竟是什麼。當時仍「只是」文人，而不是電台名嘴、燕窩莊代言人的陶先生回答：「通識，就是人生存需要的常識。」是一點常識(Common Sense)。香港弄至今時今日的田地，就是因為太多人沒有常識，甚至掌管權力資源的人也沒有。在時代的順風車之上，他們得勢得權，當要面對問題時，卻總是甩甩漏漏。結果，有說通識教育，是某位將要離場的局長想「做特首」而鋪設出來的政績工程。他要走了，他的下屬也走了。那麼，三三四、通識教育，批判能力，是不是要繼續辦下去？而這些「通識教育、訓練學生獨立思考、批判能力」，是否又只把中外歷史天文地理國際關係全球化科學理論炒成一碟？

最大件事是一次，朋友出席一個通識教育課程。有一個年輕教師的心底話，她覺得，上完三小時的workshop，如可得一份教三個月的教案回去就是有用；否則，你跟她說什麼引導學生思考、想像、問問題，也是徒然。給他們例子討論，如果學生Ａ說他好像喜歡了男性同學Ｂ，問你意見，你會如何處理。有一老師舉手答：「我會同佢分析咁會點點點，唔係咁樣又會點點點，最後當然要交返畀學生決定。」我眉頭一皺。最後交回給學生決定？那麼，你那些點點點，是如何孕育出來的？這些叫批判思考嗎？

香港電台為通識教育拍的教育電視，一集講述開放電網。其實開放電網有好處ABCDE，不開放又有好處FGHIJ，鏡頭剪到中六學生甲，她說：「我認為開放電網有好處，因為可以引入競爭，可以……」那麼，如果開放電網有好處，為什麼我們沒有開放電網？有沒有深入討論？為什麼討論過後，沒有付諸行動？原因，是因為權力，正如馬嶽老師早前在論壇版說的一樣：「權力，在我們那一代的手，不在你們那一代的手。」那麼，我們討論那麼多，批判那麼多，最後可以做什麼？結果，又落得討論和實踐分家分界，一貫「你要我講咪講囉」繼續犬儒下去。

充斥虛言妄語

當一個時代的人集體犬儒，真相是什麼，道理是什麼，已經不再重要。比方說，回歸過後，語言被掏空得七七八八，有沒有人覺得有問題？SARS過後，某局長說：「我會承擔責任。」最後，他負了什麼責任？聽說在外國，如果政客說I will take the responsibility，我可以理解為：他不止是被炒，而是會接受刑責，甚至進入法律程序。今次那個前教育官員被指有侵犯學術自由了，她不認，更抬出「公務員因照上級指示執行職務」，「我的日常工作就變成了『干預學術自由』。顯然在什麼是學術自由問題上，調查委員會與作為公務員的我，有嚴重分歧，並且沒有妥協餘地。」更大刺刺說因為「尊嚴」而辭職。我想知道，那麼法律程序上說她有干預學術自由，她否定，是不是說法律錯了？如果她干預學術自由，是不是犯了基本法？會不會有法律責任？「一葉而知秋，對於所有無畏無懼地堅守原則、為公眾利益盡忠職守的公務員而言，我的經歷是否就是他們的明天？如果我的請辭能夠引起社會人士對香港畸形政治生態的討論和反思，也可以說是我作為香港公務員的最後一份貢獻。」

如果公眾利益等如長官意志，她的個別事件是不是公務員全部所面對的問題？抑或她想說，所有公務員也在長官意志之下做事，沒有一點自我良知和常識，知道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

一葉而知秋？一滴血知道一個社會有沒有HIV。你是公務員，你做錯了事，你做了忠臣。臣要死，你說是社會的錯殺死你？這種混淆視聽，綁纏概念，有一點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眼中看過去，還有什麼好說？更何況，她做錯了事。為什麼有人可以說是曾氏把她「祭旗」，她可以把自己說得一點錯也沒有？

變老貓扮白癡

這些年來，我們看過聽過很多虛言妄語。如果真的把通識教育列入高考課程，用一種最反通識教育的方向，實行通識教育，最後會出現什麼樣的人？在黑白是非顛倒的日子，有權者把「二加二等如五」說成真的一樣，那就只剩下假批判，沒是沒非，沒憎沒惡。因為，在一個沒有長工，沒有保障，也沒有出路的不安社會，人只會想今天，不會想明天。

剩下的出路，只有一條。經過大量虛偽和愚蠢的社會事例薰陶後，有說，香港人總沒有好奇心，小孩子，七八歲，就像一頭老貓，看著三千世界，八萬四千劫諸般色相，也像泰山不倒。或是大家搶著扮白癡，男的就是詹瑞文口中的：「簡簡單單，開開心心咪算囉。」女的就像女明星，扮白癡。官恩娜敢跟記者說：「做薛寶釵，係大家閨秀，今次冇得性感囉。」「我中文根底唔叻，無睇過《紅樓夢》原著，淨係睇過白話版。我好鍾意薛寶釵，佢同個個都咁friendly，令人開心又唔會害人喎，多人鍾意呀！今次搵我演薛寶釵，我估因為我係一個happybaby，經常帶畀人歡樂！」噢！仍未夠？還有薛凱琪小姐，一個劇本讀不懂，用「粒」字作為中文方塊字量詞的女歌手說：「我無刻意低B，只係想keep住份童心，唔想咁快變大人。一放工，我就真係放工，選擇做番個小朋友，唔會同身邊人講一句關於娛樂圈的事，唔會研究自己點可以再紅。我唔想有太多憂慮，唔希望自己變得複雜。」

一步就十年，十年後，我們，甚至是我們的下一代，會是什麼？剩下什麼？是不是仍要每天追追逐逐有權者的要求，如那個白頭特首說要「繼續增值」嗎？面對社會諸般不安、不滿、不合理，我們只有容忍的餘地嗎？從九七到零七，這十年已經起起跌跌。今後十年，我也真的看不出香港有什麼結構性出路。我們在思考，可是，然後是什麼？十年後，我們還會笑著活嗎？

曾先生，你會答我嗎？


（原文刊於2007年6月24日明報）

拉麵唯一的秘密

是咁的，很多人問我香港那一家拉麵好吃。我都不會答他，因為，大部份美食博客及開飯說好吃的拉麵，都是這些沖劑。只要有手，有煲，煮滾那些味精水，加一個麵，你也可以成為拉麵師傅。再找一些人幫你寫一下，就成了。

那些東西，你們去吃吧，我就不會吃了。

（資料來源：http://www.ariake.com.tw/noodles_6.html）

所以，有時候如果很趕，我寧願吃大阪王將。因為他的味道，就是日本那一種醬油水的味道，不會扮什麼自家研究高湯。

在香港，租貴，做有良心的食肆不用容易。很多人，有手有口就寫拉麵，寫兩寫就有人排隊就炒起店家。有幾家用味精就扮自家製高湯，有的是「日本人在的時候就是自家製，日本人回家的時候就用味精水」。有好幾家用的味精水，搞得有味精敏感的朋友吃完之後還頭痛了三天。

有朋友說，有好幾個日本人受騙後，回去日本都對人家說，有不可以來香港，說：「香港人很不老實，和他們做生意商譽會受損」。

所以呢，吃拉麵，還是要小心一點好。隨便信人，受害的，只有自己。

冰桶破事兒

由於阮子健tag我，我也有很多掙扎。尤其是當我看完劉華、阿葛和Lulu和安志杰的片，我已開始有點滯了。

不如這麼說吧：每年我也會捐一點小錢，不多，所以都沒有告訴任何人。上年，就是朋友玩毅行者，我給了樂施會。今年，我就給了何韻詩慈善基金。如聶永真先生所言，行善是否要人知，各有各的想法。而任何人對行善的想法，都應被尊重。

投稿 by Yung-Chen Nieh.

淋水這部份，老實說，我想我不是一個好看的裸體，我還是算了吧。

至於捐錢，我拆了兩張單，一橫一直。今日的美元兌港元匯價是7.75。我把100美元分成兩張單：一張是商台同事Q的盲俠行。我希望大家可以睜開眼，看真這個世界還有什麼需要關心。另外一半，我已捐給關懷愛滋，希望大家可以擁抱多元價值。

這些想法，都是真心，而且是我日復日努力的理念。

最後，我沉澱一下思緒，再寫一篇文章給《輔仁媒體》。這件事，令我想了很多事情：幫助別人、玩樂、思考的概念，如果可以再推廣出去。玩冰水，第一次玩，就很型。玩很多次，大家都悶了。在熱潮中開發不同的事，是我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我相信，後續的文化和思維的衝擊，更可以令我們更有趣、更進步。

#icebucketchallenge

機密民意調查

我嘗試不要太離地。

真的。

我每天都會看無線新聞，看看他們如何做出有新聞道德倫理的暱名新聞。

我幾乎每天都去茶餐廳吃早餐，每天都特意把mp3的音量調低聽聽周圍的人談什麼。每天都會聽到好些同學和同事給我他們聽到的街頭巷尾調查。

香港，有很多上了岸（簡而言之，他們早就買房，早就有制度保障他們的工作，如當公務員或是大學教員等等），他們對世界的認知，跟那些「八十後廢青」，是很不一樣的。他們對反新界東北的示威，是這樣了解的：

• 「係咁架啦」
• 「五十年不變？邊可能？慢慢變架啦梗係」
• 「班友再搞咁多野，解放軍操隊兵黎鎮鎮班友都好」
• 「呢度始終係中國既地方，唔好咁不切實際」
• 「你呢係年青人啦，其實我想睇下你會點睇長毛？你覺唔覺佢好激進？真係好過份嚕！成日搞d小動作！」
• 「教協投票，唔好投張文光，成日搞政治，都唔係點幫到我地教育界做野」
• 「其實佢地真係浪費左好多時間，基建發展真係大趨勢黎，佢地根本係搵議題黎反」
• 「同內地人爭中小學？無問題啦，將來個社會，會越黎越多同胞，佢中小學同佢地接觸多d，其實好事，唔駛係溫室長大咁。不過我就整左個教育基金，佢到咁上下可以過英國或者澳洲讀大學。」

而你花幾多力氣，在他們面前讀書又好，罵他們港豬、裝睡又好，他們都自覺比你們活得好。因為他們已賺了你們這一代，和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錢，然後告訴你，你是失敗者，因為你們「見識少」，或是「唔捱得」。
這就是香港。對香港，不要投放太多感情。當你日復日見著這些人，你知道，做人應該買安全套。生孩子，只會令他們痛苦一生。

一日之計：劉進圖教過我什麼

當劉進圖的學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考進中文大學新聞系就可以了。

讀書的時候，劉先生是「傳媒法規」課的老師。不是因為我很喜歡新聞系的課，只是課業要求我們新聞系的同學一定要上他的課就是了。

那時候，讀過什麼？在每個星期六的上午，老師談的都是什麼誹謗，什麼私隱權，什麼不雅。誹謗的兩個金鐘罩是truth 同fair comment，如果事件是真實，而且是公平評論，就不是誹謗。不雅，不一定是圖片，《明報》曾刊出過一條小百合氏一篇關於口交的專欄，文字都可以被評定為不雅。

我們同學們要10 個人一組的去做簡報，我只是記得，我要讀很多判辭。其中一個案件，好像是某報業集團對各大機構做的誹謗官司。我應該是那一年，唯一一個把劉老師要我們看的判辭都讀完的學生。其中一份判辭談及那時候還有一位記者，在某周刊做了一單關於「春蕾計劃」的新聞被告，入罪，吃了官司，然後那新聞機構被罰了很多錢。劉老師在解釋案件始末後對我們說了一句： 「其實，那記者沒做錯。那件事，是真的，不是誹謗。」

那一刻，劉先生的臉上露出一絲悔疚，好像在告訴我們，法律也有不能捍衛正義的時候。那位涉事的記者，就是現在《明報》專欄版某位說「只要當梁粉就有免死金牌」的火辣評論人。

即時評論很重要

這些片段，我印象很深。那時候傳媒法規課教我什麼？劉先生教了我們，用一個學期，很多很艱澀的英語法律用詞去教我們，寫錯嘢會好大鑊。可是，寫字的人，一天寫這麼多字，手民之誤，定必有之。得罪大傳媒、大機構，隨時隨地會丟失工作，令傳媒機構罰很多很多錢。

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所謂言論和新聞自由，都有很多的限制。除了傳媒倫理課的梁偉賢教授教我們什麼叫基本的採訪倫理，如要表露身分，要保護資料提供者，不要捏造新聞，要基於事實報道等等，劉進圖先生也教我們，如果你拿着筆，亂揮亂舞，法律還是會控制你的所謂言論自由。所以，言論自由或是新聞自由，都是相對的。在制度之中，記者也有他們要遵守、他們應該遵守的遊戲規則。可是，出來社會做事之後，我就知道，世界沒有學院那麼簡單。我曾經在一個官方的記者會中，問及一條他們官員不會回答的問題，最後我回到我初服務的傳媒機構就被罵。那時候那個官方機構的公關，就是一位前名電視主播，他也應該有上過傳媒倫理課，他們理應知道傳媒工作者的天職是什麼。

現在我們在一個怎樣的新聞現場？

圖片來源：http://farm8.staticflickr.com/7346/12896208683_4828078d01_z.jpg

現在，我們在一個怎樣的新聞現場？網媒以為自己殺死傳統媒體，他們就會有出路。某些網媒的人就大力宣揚，在傳統媒體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已死，他們就是出路，希望，真理，答案。

但他們做新聞的方法，大半是翻炒新聞，還敢自稱curator。網媒的記者，好像也不太知道什麼叫「新聞道德」。某次，電台的同事說某網媒記者沒有表明記者身分，假扮朋友收料，向電台員工問及電台的八卦，然後出「即時評論」。寫即時評論的，都沒有informed judgement。他們即時推測，即時廣傳，即時要hit rate，即時要評論。然後，網民連同那些網媒意見領袖，就把需要時間思考，沉澱的人，打成「收編」、「搵食」、「偽君子」。

一方面，我們看見很多人譴責暴力，另一方面，卻在網上見到很多各種形式的暴力。自稱屠狗輩手無寸鐵的市民，就可以向任何人於網上破口大罵。

香港人，實在太需要「神」。為什麼他們需要名嘴？為什麼他們從來沒有聽過那些主持人做節目，只是看傳媒的報道就覺得某些人的離開就是「香港已死，良心已死」？他們需要名嘴，就正如教徒需要神一樣：他們不會解決眼前的問題，希望別人幫他們解決。他們不敢、不能、不會說應說的話，就叫人家幫他們發聲。

最後，我在劉進圖先生的課，好像是得到一個很爛的grade。而我認為很重要的所謂新聞道德或傳媒法規，在現實生活中，好像，真的，沒有太多的用處。大家要的，只是市場，只是hit rate，只是爆。

（部份原文刊於：明報　A24 觀點版，2014-03-15，修改版於此處發放）

記得用套……

我總覺得，這個世界需要更多創意，去令「同性戀者」關注自己，而不是停留在消費自己的狀態。可是，當我跟一些人談論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總覺得我的想法，是太前衛，或是太……小眾。

我的創意，我的概念，都是因為我看很多不同的東西結集而來的。可是，那些下決定的，手握資源的比我知得更少，年紀比我更大，就自然而然覺得我說的，就是「小眾」，會「唔work」。慢慢，我就放棄再跟人說什麼，而只會靜靜的看我在看的東西，就像……這個：

這位叫TOB的人，就是最近被稱為「泰國胸帝」的男演員，電影也將於台灣上畫。

《靈魅旅社》劇照

是這樣的：

（圖：Tob Instagram）

而他的片，是這樣的：








看不明白，有英文字幕版：




各位，看肉之餘，都得要好好保護自己，419也好，NSA也好，請用套。

而我們那套呢？



哈哈哈，boring...

教我如何不犬儒

這是會計師朋友今天的post：

他是一個普通人，不是什麼右膠，也不是什麼教主的信徒。他是一個實實在在在香港生活的－－普‧通‧人。

我們身處的地方已不再是我們認識的地方了，然後很多人走出來，說主流媒體不幫忙，大家都收編。還有人走出來說，你還做什麼？你有沒有風骨？有人立即畫清界線，覺得自己很清高。他們最後可以在什麼地方寫？在一起沒有稿費而且炒別人新聞的網站嗎？寫一堆沒有成本的八珍姐式政評嗎？我不知道。

但我敢肯定的說，很多人會「認為」我廣傳以上的「香港實況」，覺得我以偏概全。

這幾天，人人都在說言論自由。而從我所見，言論自由，就是說大家都「愛聽」的說話。當你說的話，不合別人心意，就會有人走出來問你「是什麼意思」，然後覺得你犬儒、搵食，然後，再堆砌一堆罪名給你。

我只可以說，我知道，有些人在得勢的時候如何不饒人。我只可以說，不用中央出手，已有很多「香港人」想禁別人的聲。

這個香港，真的很簡單：香港人需要名嘴，需要意見領袖，去代他們發聲。他們「撐」意見領袖，就等如爭取了言論自由，為大社會盡力。晚上就可以好好睡覺，明天就可以繼續擔心自己的小天地發生的小事情。

活在香港，教我如何不犬儒。

金雞sss……

友人問我，為什麼要訪問鄒凱光。為什麼這麼幫金雞sss。你覺得這對你好嗎？

其實，我做事，從來不考慮對自己好不好。如果我那麼計算，或許我已經飛黃騰達了。

《金雞》這套電影，在電影台看了很多很多次了。每次看，都想起2003年的時候，沙士，張國榮離開，我因為一個大學的行政職員忘記了把我的申請表傳到日本令我的獎學金泡湯。這些一切一切，都令我記得，那一年，很難過。

由於那一年很難過，由於阿金真的給過我很實在的一些原動力……你可以不相信。我從不是吳君如電台的粉絲，但我真的從吳君如身上得到很多快樂。直接而實在的《賭聖》中的假綺夢，抑或是每次重播都會乖乖看完的《家有囍事》（1992年版）中的程大嫂，抑或是那個在《茱麗葉與梁山伯》中等梁山伯回來吃飯的茱麗葉，我真心的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看的演員。

而，從鄒凱光先生和吳君如小姐的訪問中，我深深的感受一件事：他們做的東西，就算不能取悅全世界，他們至少對自己做的東西在乎，和負責任。

更重要的是，他們以香港人本位，拍了一套只有香港資金和少量外埠（泰國、台灣、星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香港電影。他們不會搞一場首映，給幫港出聲籌款。

老實說，這陣子做節目，上課，寫論文，看書，已根本沒有時間再看電影了。但由於吳君如，和鄒凱光，已足以令我去看《金雞sss》。

即使金雞很cheap，即使金雞有點回望，即使金雞很「正能量」，即使金雞很情懷……但用一張票的價錢，去看一場哄香港人開心的電影，我覺得，很值得。

容祖兒現象？

聽說有朋友看完容氏的演唱會，說想起這份文章。我自己也忘了，明報也沒有把它放上網。好吧，我自己放出來吧。

關於香港樂壇，或珍惜眼前人的事情，我不多說了。因為，早於2008年，我已寫過這樣的文章。

當年，我寫這文章，刊於明報「觀點版」的時候，忽然有很多前輩好心相勸，有的認為「觀點版」不應刊登容祖兒這種「歌手」（不，她的用語是「歌星仔」）的文章。另一些，就覺得你的公眾身份，應該再更「聚焦」。你想走什麼路線？如果你是學術派的，就寫一些更深入的文章，即是大眾看不明白那些，之後政府就會找你入什麼諮詢組織，那麼你的路會走得舒服一點。

我聽在耳內，而當下我的心聲是：「有什麼說話，就在那個人『生前』的時候說。別跟我死後來個RIP，沒用的。人死了，聽不到的。」

我所理解，「珍惜眼前人」，是這樣的。

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有什麼，就現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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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祖兒現象

今年入大學的同學，應於1988年出生。換言之，他們11歲時，是1999年。那一年，有一位叫容祖兒的歌手出道。他們整個青春期，都是在《痛愛》、《心淡》、《出賣》、《啜泣》、《抱抱》中學習戀愛失戀的一千萬個可能。

看透容祖兒，也看透很多香港80世代的特質——先天不足(在娛樂圈是外表)，多次被唱片公司或經理人公司推走，自小也不被期待。後來出道，拍片，卻遇上香港經濟最壞的日子。延綿的努力令她得到聽眾支持，卻又因健康影響工作。從否定的聲音中走到今天，眼看前人如羅文、梅艷芳、王菲的成績(在香港那是唱片銷量)，檢視自我，總不會肯定自己的能力和成就。

看容氏這次的星光演唱會，聽不到關智斌說「多謝師姐畀機會我喺紅館唱《眼紅館》」、沒送鑽石沒有激瘦沒有是是非非。她卻做到了：歌唱得很好，中氣夠，沒走音走板。她的表現，可以用上當年只有王菲小姐才匹配的「同CD一樣」這5個字來形容。終於，香港也可以叫容氏為香港的一線女歌手，是歌手，唱歌的人。

容小姐一直(也樂於)把形象設於詞不達意，帶點尖沙嘴feel的港妹位置。過往看她的表演，都害怕聽她的真心分享。當她連米飯班主——演唱會的贊助商也差點數不完，你當然可以預期她的話術沒有她的歌技好。最令我覺得容小姐可以進入新一代「香港代言人」的，是當她表演完那個「半空傾斜四十五度」米高積遜級舞步後，在台上連蹦帶跳的說：「呢……其實呢……我跳舞嗰陣雖然成日都扮型，不過實際我都係『低B仔』底」。

香港青年七分面目模糊

這個特色，十分香港。這一代香港青年最平實的寫照，是七分面目模糊，三分「別要期待我給你更好」。面目模糊，是最好的保護色——由大學課堂上講師問問題後大學生那種「逃避你的眼光，還是要一再偷看」、到開會的時候老細問有冇意見，大家都只是心想都是「我對你再老實難令你變老實」，最好無話再講便散會，再在Pantry放冷箭。

「別期待我會給你更好」，則在長輩面前最耍家。吃團年飯，當律師醫生工程師的姨媽姑姐舅父問我現在在哪兒讀書……「Oh, no! 你在香港讀大學嗎？舅父當年自己考scholarship去Oxford，就覺得人點都要出去讀過書，vision會好唔同，you know what I mean?」深知自己不會比上一代更風光，是年輕一代出現「集體平庸化」重要誘因。《港女聖經》作者葉一知在訪問中說，港男港女的爭論不恐怖，最可怕的是「社會集體平庸化」。香港人在社會沒有發展沒有進步十年來只食老本的大前提下，大部分人也不敢肯定自己十年後會比今天好。要我唱你聽嗎？「我沒有沒有我沒有沒有，從運氣到信心到天空宇宙全屬某某……」嘛。唯有用「你睇我唔倒」，「最好唔好搞到我」、「我個人冇乜野」為生存底色。

羅文走了，幸好留下容祖兒。如果失戀教主容祖兒是香港精神領袖，在香港「希望平庸」的主旋律下出現的「平(凡)成(年)人」，是時候upgrade自己的software了——雖然她沒太多自信，語言表達能力未臻完美。2008年，容氏終於做到了——她很有星味，跟紅館舞台很匹配。她雖然「低Ｂ仔底」，但是當她需要交功課時，她做足了，101分的。

在我前排兩行左邊唱完整首《心淡》和《痛愛》的肥弟弟、在我身旁因為趕賭波而提早離場的眼鏡港男、在我前排七行唱完整首爭氣的束馬尾小美眉，我們的精神領袖，陪你長大的容祖兒也變得專業了，爭氣了，王菲了。但願《我的驕傲》早日成為旺角民謠，被教育局列為新高中通識課程。大阪府最近選了一名在電視藝人作大阪府知事，即是大阪的特首。友人問：「我地可以幾時選劉德華？」要普選？2017嘛。可憾當時容祖兒仍未到40。基本法有沒有附件說，特首參選人可以加算「天地人」3年？多加3年，容氏才可以在2017參選啊。如果她參戰，找來喬寶寶出來陪跑，還不是重演希拉莉大鬥奧巴馬？真真乖乖不得了。

鼠為十二生肖之始，這10年只做牌無糊吃的香港，但願可以洗牌再來。香港的鬱悶，但願止於這個句號。

(後記：編輯先生問，你會不會寫「那件事」？我想，現在對這件事最好的對應，是別再說它。尤其是，如果你愛過那個歌手。)

（原文刊於明報　2008年2月2日　觀點版）

一日之計：對不起，我不信任你

關於最近的慘劇，有些人談及到社會的集體「信任」問題。有時我會想，我這種人，早就「人間不信」。是拐子佬綁票又好，母親殺嬰也好。我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驚訝。人類的心本來就是個無底洞。誰有權看透或看破什麼？

更何況，早於2009年，我已寫了這篇。關於信任，是一點一滴被榨乾榨淨，毫不心軟的，是某些政府中人，某些衛道之士，和某些自以為很聰明讀很多書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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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我不信任你

如果你有一個女朋友，沒有經過你的同意看你的手機SMS。你忽然感覺不滿，覺得你的女朋友不信任你， 你女友說： 「你冇出去搞搞震， 怕咩我睇？」你覺得怎麼了？

城市大學的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教授於本版提出以下觀點：

「校方應該具備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方可搜查。而在通常情况下，警察搜查嫌疑人，必須具備更高一層的懷疑， 那就是確信理由（probable cause）。法院進一步指出：判斷對某一學生的搜查是否合法，應當根據當時的全部情况來看是否存在搜查的合理性。

法院認為：庫伯利克先生決定搜查TLO（學生的名字）的書包是合理的行為，因為她被發現在廁所吸煙；而發現捲煙紙導致他產生另一種合理的懷疑：TLO 的書包中可能有大麻。這種懷疑使他進一步搜查她的書包，並發現毒品交易的證據。

以此案為參考，結論已經非常明顯：所謂強制驗毒（等同搜查）可能侵犯學生之私隱的擔憂是多餘的。政府和整個社會對防止中學生吸毒的合法利益足以抵消學生對有關物品（包括尿液）之私隱的合理期望。只要校方有合理的懷疑，就可以強制搜查有關學生，也毋須徵得家長的同意。當事人自然有權對校方的搜查行為提出挑戰，從而由法院去衡量校方的搜查行為是否合理。」

人性上的norm 叫「信任」

我不會法律，也許很多案例可以權威地提出驗毒計劃應該強制。但是，我相信「規範」（norm）有很多種，除了法理上的，還有道德上的，經濟上的，人性上的。人性上的norm，有兩個字，叫「信任」。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只剩下法律叫我們這樣做，經濟叫我們那樣做，人的「感覺」就變成很不重要的元素。

依照教授所援引的案例中的行事邏輯，如果我在街上看見一個長相漂亮的少年，他看起來只有十五六歲，皮膚白皙嫩紅，但已經穿著光鮮：腰佩Gucci 的最新皮帶，肩背LV 的小旅行袋，腳踏Visvim 的最新潮鞋，髮型像是棒棒堂那兒跑出來的孩子——那我可以有合理懷疑他有援交嗎？要上前去質問他住什麼地方嗎？如果是跑馬地九龍塘就可以放行，如果是天水圍石硤尾，我就要搜他們的袋子，看他們的手機SMS 短訊和日記本子。因為，社會「合理地懷疑」他們有出軌的「可能性」， 「政府和整個社會對防止青少年援交的合法利益足以抵消學生對有關物品（包括手機SMS）之私隱的合理期望」。

現在驗毒計劃的基本問題，不只是它成效成疑，往後的輔導配套仍未清晰，而是這個計劃假設所有人都是嫌疑犯，不論那個人看上去有沒有不妥，書包有沒有吸食毒品的器具、煙紙等等，只要「政府和整個社會對防止中學生吸毒的合法利益足以抵消學生對有關物品（包括尿液）之私隱的合理期望」就有權把所有人當成嫌疑犯。

很多人因善之名行了很多惡校方如果強行驗毒，師生間的重要關係—— 「信任」，就會完全破產。不如這樣吧，所有學校，如果決定參加自願驗毒計劃的，就要「強制」所有學生、老師、家長、連同校董校長一起驗毒。同時，教育局就把那些學校評為「無信無毒學校」，把校長和老師的名字都放上網陳列，傳媒一致口誅筆伐，說這家學校把學生當成「犯人」，是可悲的、可恥的、可憐的、可怖的。因為，學校「理應」是令學生建立價值的地方，那種價值，包括「對人信任」。但他們沒有辦法這樣做，在那些學校的小社會，人與人之間只有法理規範、利害關係，師生之間只有權力的制衡，不再有人性的關愛。那家長請三思，你想你的學生在學校教育6 年內，都建基於不信，就入那些學校吧。你的孩子出來，就什麼人都不信，包括父母，親人，所有愛他們的人。

香港回歸後這10 多年，很多人因善之名行了很多惡。這些惡，在一點一滴的蠶蝕一些不可見的人性價值，如互信、自由、法治精神等等，把「有錢的人就有多一點權力」的價值進一步推到高峰。這些時候，冷靜清晰的頭腦，是對抗以善之名行惡的豬最大的武器。你的腦袋瓜，夠能量了嗎？

（原文刊於：明報　B17版　2009-08-13）

多手準備真普選

只要將這兩篇專欄對讀，你就知道，香港人，真的沒有人會玩政治。

（１）公民薇博 - 余若薇

【am730專欄】公投和公民提名何懼之有？

(2013年09月19日)

「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健民教授上周出席特首梁振英的晚宴時，建議政府在政改的諮詢期完結後，舉辦一次沒有約束力的公投，讓市民對政府的政改方案表達意見。

過去，民主派和一些學者搞過幾次模擬公投，2008年特首選舉有民間公投，2010年有公民黨和社民連透過5位立法會議員辭職(圖)而發動的「五區公投」，藉此讓全港選民有機會就「盡快落實雙普選，取消功能組別」表達意見。另外，去年特首選舉前的「3.23民間全民投票」，全港市民可以對當時的幾個特首候選人表態，也可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公投。

北京一向反對公投，建制派人士也唯唯跟風。他們提出的理據，不外乎以下兩大點。第一，是「濫用論」，凡事公投會太濫。但即將出現的2016/2017年政改，是香港回歸以來最重大的政制改革，政府應該用可以量化的方法，讓所有想表態的成年市民的意見都記錄下來，令獲得市民認受的方案得以通過。論準確性和市民的參與程度，公投(即使是沒有約束力的)都遠比任何形式的民調或諮詢來得理想。

第二，《基本法》中沒有關於公投的規定，以及香港不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不能進行公投。這些說法都站不住腳：首先，陳健民建議的，只是沒有法律約束力的非正式公投；其次，《基本法》也沒有明文規定香港不可進行公投；只有獨裁國家才倒轉思維，香港像其他文明地區，沒列明違法的，一概視為合法。

政府不能阻止民間進行公投，即使今年的香港小姐選舉，也出現17萬人支持的冠軍，很自然將689票的特首比下去。科技進步，政府依然保守封建，只會落後於形勢。

有關公投的爭議，跟最近另一熱門話題公民提名(上月15日本欄曾作詳細討論)很相似。北京和建制派視之為洪水猛獸，但不能解釋兩者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有甚麼壞處，又或反駁這有助香港長治久安的說法。究竟他們恐懼的是甚麼？大概就是真正民主的風氣。

公民黨將於周日(22日)舉行主題為「公民提名何懼之有？」的研討會，亦會在地區派發有關「公民提名，抗衡篩選」的單張，期望大家多了解多討論，公民提名是否真的那麼可怕？

（資料來源：http://www.am730.com.hk/article.php?article=173133&d=2157）

（２）真假政經 - 王慧麟

【am730專欄】多手準備

(2013年09月19日)

吾師提出的「公民推薦」(公推)以取代公民提名(公提)，即係話市民可以推薦畀選委會，再由選委會考慮是否作「機構提名」。即係話公推都可以作為一個方法，畀機會候選人入閘。

呢個提議，初時仲有親中人士嘈嘈閉，但響吾師堅持下，親中人士都開始動搖，仲可以討論一下添，好似係建制派向泛民讓步。

我唔係北京主事官員肚內條蟲，唔知佢地下一步會點做。但係，表面上，呢個方案係對泛民讓步，但諗深一層，其實呢個方案對北京有「so」，而唔係冇著數。而且，呢個「so」係非常有利北京響選擇特首時，多一個玩法。

依家討論之方案，只要有篩選之下，候選人有三個定五個，北京都響掌控之中。不過，三個同五個之間，一定只有兩陣對決。一邊係建制，另一邊係泛民。呢個結構，未必反映到選民投票之意向及結構(即係泛民選民人數理應多過建制些少)，但兩大陣營的對決，亦顯示出，如果閣下有意出選的話，你必須響兩大陣營作出抉擇。一係你響建制陣營刮飛，一係你響泛民陣營刮飛，按上屆經驗，泛民提名票都好掹掹緊，基本上你冇乜可能用一半建制一半泛民咁樣入閘。

呢樣嘢，對於營造一個跨界別，超黨派形象嘅特首好不利。舉例，北京千方百計想搵一個前AO高官去參選，兼且相信呢個人都係可接受之特首之一。當然，北京可以叫佢行埋去建制條隊，跟手去參選。但係咁樣做，呢位高官就會染紅，即刻變成建制，咁樣去選，人人都話佢忽然親中，即時會嚇跑泛民支持者。點樣營造跨界別、超黨派嘅形象呢？

另一個方法，就係北京叫佢走公推之路。呢位前 AO可以先響一百個有影響力而又唔係提名委員會之市民做佢嘅提名人，然後就響呢班提名人裡面，營造出跨黨派之形象，裡面有泛民又有建制之重量級人士，可能又有一班前AO等撐場，再出去社區搵市民提名。響咁星光熠熠之情況下被公推入去提名委員會，自然可以輕鬆入閘，做埋候選人添。

呢條公推之路，換言之係畀北京多一個option。一方面，依家舊有之提名委員會之路，係畀傳統親中嘅人士，特別係土共，過下普選癮。反正十幾年來，佢地成日話冇得執政，嘈嘈閉，咪由得佢地去普選，試下得唔得，唔好話北京阻止佢地搵人民授權執政。另一邊就畀一啲例如前AO高官去試下走公推之路，過程中又可以試下呢位前AO高官有幾多政治能量，可唔可以駕馭到複雜之局勢，有利無害也。

當然，公推係未有風險？梗係有啦，多的是，例如毛哥咪可以借公推之名，日日去搞事啦。但總體上係未對北京完全不利，咁又未必。因為呢條路特別適合前高官參選。北京唔係蠢嘅，點會無緣無故任由吾師提出公推咩？泛民唔好以為北京響公提問題上退讓，以公推來推搪之。實際係公推對佢地一樣有jetso也！


 （資料來源：http://www.am730.com.hk/article.php?article=173165&d=2157）

熱吻背後：自製未來

聽某些香港女性（我不敢說「港女」了，待會兒又問我是不是畀港女hurt得太深所以咁多怨氣啦～）對海＿天堂出事，不以為然。但如果出事的是鴻＿堂，她們就會出事了。為什麼？

自製未來

健身教練語錄：條女果日用個暖壺拎左Ｄ湯上黎，話係自己煲既。又話驚自己落得太多紅棗。佢果碗係鴻Ｆ堂果個湯包之嘛。我做左單身寡仔幾年，點會唔知鴻Ｆ堂Ｄ湯咩味？點解Ｄ咁＿蠢既大話都講得出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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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肯定，健身教練不會當場拆穿那個港女的謊言。因為，只要你當場拆穿她，她只會說港男不解溫柔，令她難堪：「喂我都叫特登走去買丫，又唔見我買畀第二個？」她們永遠不會承認，不會煮食卻又希望以食物表達自己溫柔體貼從而轉向鴻Ｆ堂，是白痴的表現。

在港男港女的戰爭中，我聽到我的男學生說得最多的，是很多港女都不會以不會煮食為恥。別誤會，我不是什麼女人就要留在家中煮飯洗衫做男人從屬的信徒。煮飯洗衫打掃對我這種留學生而言，不過是生活的一部份。港男們否定港女的煮食能力，不是否認她們作為女人的能力，而是否定她們身為一個人的自理能力。

港女總認為，自己在職場跟男人一樣平起平坐，所以她們都可以像男人一樣，以不會煮食為榮。只是，她們慢慢發現，港男的煮食能力已慢慢比女人好，甚至她們所面對的競爭，大中華的女生都覺得煮食是家庭重要的部份，而樂於成為「會煮食的女生」，她們才驚覺自己在整個戀愛市場中，已成為二線貨色。

很赤裸嗎？不，我反而覺得健身教練的那女人很香港。她們希望以小聰明騙到男生，她們會得到報應：將來男人要欺騙她，到別的地方喝湯時，男人可以回敬一句：「佢Ｄ湯，同你果Ｄ唔同。佢果Ｄ自己煲架。」女人就無話可說了。

（原文刊於　新Monday　熱吻背後　專欄　2013-04-26）

一日之計：小教授大學生

昨晚節目過後，有網友傳來這樣的一個訊息：

其實，兒時小事，早已忘了。我也忘了那位姜老師是鼓勵我，抑或是恐嚇我的母親。

我只記得，直至現在，我都不敢不努力。

是，是「不敢」不努力，因為不敢不努力而作出大量犧牲，所有人都看不到的犧牲。

因為，我害怕她。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永遠都害怕那一個，不知就裏，不理背景，就一頭栽的說我「懶」的那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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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幾天又看到大學生被家長陪同上學成為新聞，又見到校長為我們學生操心，說他們四年大學生活平均一年只讀一本跟課程無關的書……就令我想起這篇訪問。主角Cathy Small早年來香港出席會議的時候，有幸一見，吃了一塊提拉米蘇。真人比想像中更成熟，對學生更有關懷。訪問雖於2007年已刊出，但是，每年開學，我也會再讀一次，提醒自己：學生要修七科，他們可以讀完所有的required reading，我已覺得他們是好學生。在required reading以外要再讀閒書，已是超人的能力了。

 小教授 大學生

大學生的品格是什麼？這個課題，也真夠沒完沒了。

大學生應該是什麼？是胡燕青先生在《成報》中說的飯局故事：醫生律師建築師大爺們自己不會讀「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卻在飯局中，共鳴同聲，說今時今日大學畢業生「真係唔掂」；梁家傑先生在發表參選特首政綱的教育部分時，引述報載政治小八卦：「……對回歸後教育情況好失望。佢話數年前有個港大舊同學想請港大法律系畢業生，點知請唔落手，因為見到港生知識太窄，面試表現不堪入目。『有人話（音樂家）莫扎特係畫家，話（畫家）梵高係音樂家。講英超，又以為阿仙奴只係兵工廠，唔知係球隊，講golf又唔識邊個係Tiger
Woods，就算係一級榮譽畢業生都唔掂。』大狀梁話個老友最後請浸過鹹水港生，唔怪得佢個大女中五畢業後，就即刻被送去外國讀書……。」

大學畢業生有問題。香港七家大學也是政府的，追因問底，大學得依仗納稅人的錢，社會人士對大學生、大學的一切指指點點，理直氣也壯。可是，大學生的問題，在大學嗎？大學只讀三年，中學讀了七年，是不是中學老師校長，那些有份把手指指向大學的校長，應負多點責任？大學生可不可以看同性戀漫畫（《大學線》ＢＬ事件）、大學生可不可以講粗口（《中大學生報》普選文章〈普選，你講咩撚野？〉）、到大學生可不可以說「低俗情色」，討論總不理性，對大學生的「光環」總像劉德華「今時今日咁服務態度唔夠」一樣，一種永無止境，由上而下的要求。

52歲新鮮人

這個時候，人類學家應該出場。美國某州立大學的人類學系教授Cathy Small以筆名Rebekah Nathan之名，在2005年寫了一本書，叫My Freshman Year: 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台灣譯名：《當教授變成學生：一位大學教授重讀大一的生活紀實》）。2002年，Small教授（即「小教授」了吧？）發現自己愈來愈看不慣學生的言行，搞不懂大學文化和生態。她用了一年的sabbatical leave，用文化人類學家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本土民俗誌（ethnography），以五十二歲的高齡，用「新鮮人」（freshman）的身份，重新走入她自己任教的大學，走進學生的生活，親身經歷每一個大一學生都要經過的生活細節：交學費、選科、搬進宿舍、參加舍堂活動、跟學生用同一樣的餐單、上課、寫論文、考試……。

這個研究，尋找一個她很想知道的答案：為何學生上課可以大喇喇的睡覺？上課是學生的責任，為什麼這麼多人「走堂」？為什麼大家對教授的提問如此無動如衷？最根本的一條：為什麼學生一代不如一代？

當她是教授的時候，深知學生的不是。她又可以當模範學生嗎？當了新鮮人，她才知道，原來學生不可以用教職員的停車場，要走的距離是多麼的遙遠。她蹺過課，而周圍的人，年紀雖比她少一半，都跟她說：「阿女，你要休息下……。」

她終於知道，學期要結束時，死線一個接一個的日子，那星期的工作量是何等繁重。上一門課，她以前會問學生為什麼可以忘了上一次說過什麼；原來，對學生而言，第一節課和第二節課之間，已經上了四、五節課。一個學期，學生平均上五門課，則要面對五個教授、五個助教，教授助教各有各事忙，有自己的辦公時間，有不同的溝通方式。最重要的，是她發覺學生入了大學，真正投入學術的時間，其實不多；為了生活，幾乎所有學生都需要兼職；為了將來，參與的課外活動，大多要跟履歷表有關。

　　小教授提出的觀點，不只是美國大學，香港的大學也有點類似氣味。小教授發現少數族裔在大學校園，不太肯在公眾地方吃飯，才感受到原來「白色主義」在校園其實很濃烈。透過跟留學生的對話，發覺「美國學生也不是太有國際視野」—有美國人問日本學生，日本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有美國學生見到黑人就問她是不是非洲人；雖然跟伊拉克開戰了，可是大學中，知道伊拉克是什麼地方的人，少之又少。大學生一般都對「美國以外地方一無所知」。

當然，小教授說：「其實，大學的目標，是要學生學會不去『雜學』（develop knowledge about others without judgment）這是一件很難的事。國際視野也是一樣。」

另外，美國學生跟香港學生，都愛低調，不要起眼，不要有特色。教授問問題，用沉默回應，可能是隱瞞自己「沒有時間」準備課程內容，也可能是不想教授認識他。小教授問學生，你會跟什麼人做朋友，意即所謂「朋友的條件」：可能是外型不錯，生活態度很「酷」；或是，他跟我一樣，都幾lay back（平凡）。小教授說：「我想，選擇不被看見，是一種妥協。這是一種在社會上普遍的壓力。只是，這種沉默的壓力，滲透到大學校園，才令學生覺得平凡是好事，不想加入、牽涉到任何事。」

小教授說，大學生今時今日愈來愈個人化，愈來愈犬儒。小教授問同學為什麼不回應教授問題，學生回應：「其實教授都係想要我答佢心入面個答案之嘛，我做咩要應佢？」問他們做功課的要旨，有回應說：「work for the professor！」即是香港學生最喜歡叫指導自己的教授做「老細」。明知某些東西，不是自己心想的，不過為了取悅老師，明知口不對心，也寫下去。學生需要更面對現實，需要寫履歷、為免自己負債太多，選科時更需要知道「學科」跟將來的工作的關係。

由下而上　平起平坐

可是，社會人士（或一種說法）卻對大學生的要求愈來愈多，而且雙方的需要，卻各走兩極。小教授又有什麼意見？「好問題。我相信大學校方跟教授，都要令課程更加貼近學生的文化。這不代表我要認同學生的文化，而是像佛家所言，我需要一點『skillful
means』去教。對我而言，我需要知道我的學生在哪兒，而去他們的地方，去教他們。我沒有改變我的message的，只是我說的方法不同了。」小教授說。

做完這個臥底調查，小教授本來是教研究院的，後來也轉教了一年級生的「人類學入門」。「做完這個研究，我才知道原來一年生，被要求那麼多。所以，我也增加了我的辦公時間，盡量令學生省去一點可省的工夫（如找教科書時，只需去一次書店，而不是去四次）。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沒有改變我所表達的訊息；如果我的學生是比較實際的，我就要用較實際的說法去表達我想說的東西。如果學生覺得從同學身上會學到更多，我就會分組學習；而學生覺得實際做會比口述更好，我就會用角色扮演、案件分析、實習等方法。」

那麼，你想說的「訊息」是什麼？

「我不知道香港大學的狀況是怎樣，不知道合不合用。對美國學生，我會這樣說：一個學位，不是教育。」小教授說。

讀過大學不等如那個人受過教育。「不要因為要得到一個學位，而浪費你接受教育的機會。教育，不是一個學位。所謂education，有兩點；一、不要害怕跟別人不同；人妥協，就不會參與事情；二、去找機會，去增加自己可以學習的機會。如果你不是在學習，而只是跳過你教育路上的欄柵，那麼，你就應該想想你究竟在做什麼，甚至是，不如轉一轉學校。選擇，還是有的。」

一走了之？我雖然不太認同，老外才子David Brooks在他被評為「pop sociology」的《On Paradise Drive》中說他回到普林斯頓，也人面事皆全非。連長春藤都失守了，香港人還得到哪兒去？

她可貴的地方，是她真真正正主動走入學生群，選擇不由上而下去鞭打，而是平起平坐的了解學生。只是，要親自做到這件事，似乎仍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距離。

（原文刊於　信報財經新聞　2007-05-14　P.31）

一日之計：家長啊，家長。

家長啊！家長

又看到新聞說有家長陪同大學生上學。網路上那些什麼職場達人當然也可以說，為什麼孩子會變成這樣子，為什麼大學生總是這樣那樣不濟云云。後來，我想實在有太多家長放心不下，就連我們的最高學府，偉大的香港大學開始推出「家長手冊」，教導家長們，還要給他們提示，如何做一個精明的父母……

你看看這一條，你想唔想死？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　給家長的話
http://w3.cedars.hku.hk/counselling/content/files/trio2012.pdf

我總覺得，孩子出生的時候，就是倚賴，就是依附。但到幾多歲，做家長的才學會放手，才令他們知道，他們需要一個人面對很多很多將來家長們不會為他們解決的問題？

港孩的出現，原因只有一個：家長們實在太閒，太沒有寄託。我有朋友的家長，在他們中學的時候已叫他們獨立，因為他的媽媽「實在有太多節目」，平日唱Ｋ、打麻將、見朋友、返大陸跳舞，很忙。

香港家長那麼愛管，大概只因為他們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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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文附送，兩年前寫的專欄。家長們總覺得他們可以保護孩子，免受外間侵擾。後來才發現，這個世界變得太化，他們管不了，會令他們崩潰嗎？

讀書好不如酒量好

四川華西報報道，十一月上旬有四名西裝筆挺的青年於大白天醉倒街頭鬧市的廣場，引來大批途人圍觀。報道說，四名青年是參加某公司的招聘銷售人員的第二輪面試。面試以「吃中飯」的形式進行，為了爭取表現，四人就拚了命的爭飲酒，才搞成這樣子。

四人的照片被發上網後，引發網民激烈回應。一日之內，回覆超過十一萬條，當中不少回應說，中國社會風氣真的太差，大學生需要依靠酒量來找工作，要不得。

不少教外國人如何跟中國人做生意的企管書也說，跟中國人開會，到辦公室開的，都只不過是表面工夫，在晚上消遣喝酒叫小姐的，才是談正事的真章。聽說，整個中國的娛樂事業，不少都是以「夜場談正事」這種生意文化才撐起的。因此，內地大學生求職的時候，要先修「喝酒」課，已是公開的潛規則。男生至少要喝半斤白酒仍可以跟人正經談生意和假正經的調笑，在不少招聘廣告上，也寫明要求求職者要有「要一定酒量」。有些公司，更直接在酒桌上進行面試。

在香港，自中港的經濟融合，當然有類近的狀況。但是在虛偽的香港，中環精英會把「會喝酒」這個要求，變成「有一定社交常識」。大家都明白，跟中國人談生意，煙、酒、叫小姐，對男大學生而言，是通往成功之路。

來來來，中產家長們，你知道世界要什麼了嗎？快點把你的子女送去酒量訓練班吧？自十歲開始，每天灌你的孩子半斤二鍋頭吧。女孩子，更加需要會喝酒，否則在談生意的時候被人家騙上床怎麼辦？快快快，及早準備，快人一步，理想達到。

（原文刊於東方日報，亂打主義專欄）

一日之計：書展過後

過了今天，我忽然想起，自己原來寫過這樣的一篇文字。有出版社的宣傳口號是：做作家，不再是夢想。對，有錢，自資，就可以做作家。出過一本書，可以自稱自己作家，之後看看自己的書幾年後，會不會被人家以兩元賤賣。

文字有價？何以寫書？對不起，問這些問題的人，也太老派。因為，香港只需要一百元五本，五十元一袋的書。書的內容是什麼？很重要。香港書展這一年最暢銷的書，是《我的低能湊Ｂ之道３》，據說幾十元一本也有人買的。

書，真的他媽的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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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很貴

作家在大陸開讀者見面會，他觀察中國，說：「近年中國什麼都漲，就是書不漲。國人不尊重知識，不認為知識能改變社會。星巴克摩卡30元，你毫不猶豫的買。為什麼不為30元的書伸出手？」

他的聽眾也不是省油的燈，說：「書太貴買不起」、「中國的書都是爛書，不值得買」。

作家的回應是「問題最終是體制」。中國能否培養出獨立、自立、中立的知識份子。

香港人常常說中國人是蝗蟲，在某些精神層面上，香港人是中國人。一年三千多元的教科書叫貴，他們忘了教科書是天天用日日用的東西。反之，一個月三百多元，補習一科，就不叫貴。有一次在書店，看到三個年輕女生，穿著打扮，像是商台的聽眾那一種潮女。他們應是在等電影開場，於是在書店流連。有一個女生拿著一本書，看了看，對她的同伴說，我想買這一本書。她的同伴就高聲的說：「七十八蚊？咁貴？你痴左呀？書睇完就冇架啦啵，買黎做咩？」

她們身上，有Ｍ字潮牌的Ｔ恤、三間牌有頭小熊在鞋上的運動鞋、做了水晶甲、在玩iPhone。Ｍ字潮牌Ｔ恤千三元一件不貴、水晶甲二百多元一次不貴、iPhone四千多五千元不貴……就是書，七十八元就叫貴；就是書，看完就沒有了。

書價不漲，作家的工作生態就會有退無進。之後會怎樣？就好像香港被陰乾的傳媒業一樣，香港傳媒有言論自由，真心啟迪民智後，就不方便管治。但只要大家都知道入傳媒，待遇差工時長，就會敬而遠之。作家、傳媒業工作者，都變成了像清潔工一樣的次等選擇，就不會再有人去啟迪民智、提升國人水平。

知識份子也是人，也需要吃飯。利用市場的調節機制，就只會做出寒酸的知識份子和傳媒人。文人，一向是獨裁者的敵人。親愛的，你懂我意思。

今日一記

再貼一次。好熱啊，要多帶一點水。

你會去遊行嗎？

「你會去遊行嗎？」一個從來都不談政治，只愛問我日本有什麼溫泉值得去，那家食店超值好吃，當會計師的朋友問我。去……吧……應該。

去有什麼用？

「去有什麼用？」

看來那朋友都不是想問我去不去，而是想說他想說的話：「年年七一也遊行，表達了什麼？我身邊的人，看到Rubberband參加那個維穩音樂會，左一句樂壇已死，右一句Rubbishband，還有人可恥得說『如果Beyond仲係度一定唔會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香港人每一個也傻的。遊行有什麼意義？」你覺得人數不要緊嗎？如果今年遊行人數比去年少，你不怕那隻無恥的狼跑出來說遊行人數不多，證明大部份香港人滿意他的施政嗎？朋友此刻就露出一個不置可否的表情：「就算有幾多人，他都可以說他不會自滿，會繼續努力的呀。」



香港人每一個也傻的



各位看官，這是典型的香港人嗎？你是這種犬儒（cynical）的香港人嗎？



我明白，香港每一個某程度上都有天真和傻的基因。有些香港人製作面書群組，把他們不滿意的菲律賓家務助理的身份証資料上載。不傻嗎？有些人看到國內的有校長把五年級小學生賣到火炕賣淫，卻可以笑笑說：「中國那麼大樹大當然有枯枝。」不天真嗎？每年也只有六四和七一兩天關心政治，就像我某些學生一年到晚只有放GPA那天才會談到跟學習有關的事情。平日，如果你很關心政治或學術，一定會視為是傻的。還有，香港人以為自己上街，就是表達自己對政府的不滿，之後就可以令阿爺知道香港人不開心，阿爺就會把狼拉下馬，然後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一陣子後，又換另一個阿爺屬意的人上馬。不傻嗎？這種天真這種傻，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香港的傳媒和教育制度蒙養出來的：大傳媒機構的口號是「不扮高深，只求傳真」。香港的教育、考試制度，均不需創意，學生從小到大，只希望知道「如何答題才會有分」的小孩。這些年，兩管齊下，你不難發現，跟任何香港人討論政治或經濟或民生或教育或情愛問題，很多香港人都愛說人家「簡單問題複雜化」，就像在1992年的電影《我愛扭紋柴》中由陳輝虹先生飾演的那個被取笑的角色林講師。幾乎所有香港人都對「複雜」的事情心生抗拒，受歡迎的網台節目主持，很愛一句口頭禪：「邊使咁複雜，就係咁簡單」。然後就把他們心目中的所謂「正確答案」，一箭射入受眾腦內。所以，大眾在七一前後，總是在問「應不應該遊行」、「應不應該參加佔領中環」。皆因不少參加遊行的人，都是聽「呼籲」而去，而不是經過「思考」後才去。

只聽呼籲，沒有思考，所以阿爺便這樣回招。我們眼看見的傳媒歸邊，什麼兩咪一報一刊受壓，不過是簡單的人類學：阿爺就看穿了香港人的人性，參與遊行的人，大多都沒經過自我反詰的過程：你為什麼去遊行？是要梁振英下台？是要普選？是想看看社民連男神費明海BB拿著錢箱的帥樣子，好等你可以在他大汗淋漓的時候把捐款塞進他錢箱那又緊又窄的小洞洞內？是想得到余若薇議員的親筆國畫A4文件夾？是想看看公民黨推出的新偶像組合「佔領中環One Direction」的風姿？或是大家只想在面書打卡，證實自己有參與政治，和王什麼之不同？


去不去，本來就是個人意願。不去，可以有一千個理由。去，其實只得一個理由：除了這個「遊行人數反映民意阿爺會聽」這個迷思，香港人已不相信，也無力去想出另一個付出小收穫好像很大而且自我感覺良好的方法。


「你去不去？」朋友依然在問。

去，錄點音，拍點照，記錄一下這個時代。然後我們去打冷，好不？記得要走過軍器廠街天橋才散去。港大民調在那兒數人頭。我回答。


（原文刊於　明報　觀點版　2013年6月29日）

通識題：三段式

今日讀報，讀到這一段：

以前在大學跟她有一面之緣，這一位在商台寫過十八樓Ｃ座的作家陳慧小姐，她說她拿了商台的公積金，之後才寫她的《拾香紀》。直至今天，《拾》仍是我的床頭書，我也買了很多本給我的學生作禮物。

她的一段，是這樣的：

「我們要有普選。」她斬釘截鐵地說﹕「有些人還未理解佔領中環的理念，或進行程序，起碼今次叫了出來，希望大家都注意有普選。有些人並不察覺，原來可以有這權利。生活就是政治，只要是公民，是小巿民，就要知道，生活要作出選擇，做選擇就是政治。從要不要垃圾分類、用什麼牙膏牙擦，吃早餐幫襯小店還是大家樂大快活連鎖店，去街巿還是去超巿，這全是政治。對我來說，這是常識，不是屬於社會上很高階層的事。這幾年來，我聽得最多的是﹕我沒有選擇。但說了這句就死了，就真的無力。總之，我不理，我要有選擇，不要替我選，我要自己選。在這城巿令人自豪的是有選擇。」　－－－－－（１）

而如果加上這一段：

我討厭政治。（某女歌手言）－－－－－（２）

通識題：如果（１）和（２）放在一起，那麼可以得出「女歌手討厭生活」的結論嗎？試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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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玩了。其實，真的只想大家看看陳慧說什麼。雖然文青們都覺得她說的話擲地有聲。可惜，她只是陳慧，而不是陳慧琳。她的說話，仍需要大家很努力很努力，才可以傳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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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陳慧相信的力量

──佔領中環．香港．小說．信仰

文 韓麗珠

攝影師拍照的時候，陳慧悄悄跟我說﹕「這陣子的訪問已用光了我拍照的配額。」確實，陳慧一直是個低調的作家，接受訪問時從不願上鏡，如果刊物堅持索取照片，她就送上貓的相片代表自己。幾年前認識她的時候，她在演藝學院教書已好一段日子，她的座椅上放軟柔的毛絨熊，談及學生總帶濃烈的關注，偶爾也談電影、談創作，談及這個城巿的點點滴滴，語氣一如小說的敘事者那樣溫柔細膩。因此，從報上得悉她參與佔領中環，成為十名先頭部隊的其中之一，令人感到訝異。

逐漸失去的城巿

那天，讀到她在訪問中說﹕「我唔見我個香港。」心頭就緊了一下，陸陸續續地想起，這些年間，眼前的城巿怎樣一點一點地改變，終至成了全然陌生的模樣。

「這裏有一種無力感，我們大聲呼喊，卻不被聽見。」她說，從政府官員僭建、騙取房津，到近期廉政公署酬酢費用超支等等一宗接一宗令人憤怒的消息，並沒有任何批評的聲音可以阻擋，令她要找一個發聲的渠道。

陳慧母親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而爸爸，是外來的移民，當年一路南下，直至抵達香港，他感到，這裏就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但現在的人卻已忘記，『香港是我家』的真正含義。」人和土地始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她說，這裏失去了的是人的素質，人們不再追求好，只是但求沒有錯。「係咁架啦。」人們總是這樣說，話裏包含一種助紂為虐的屈從態度。「所以，霍建寧可以說﹕『我個仔都工作二十小時，他是自願的。』而不自知這叫涼薄。以我們媽媽那一代人的標準，這就是欠缺品德，竟然將自己和他人比較，說出這樣的話來欺負別人﹗」歸根究柢，那消失了的美好質素，就是人和人之間最基本的關懷。

「這裏失去了的還有常識。」擅長以感受四周的陳慧說﹕「如果街上有老人，他們連謀生維持溫飽也有困難，就放過他們，這是常識，是人民精神，是城巿風格。」

她熟悉的香港，是這樣的﹕她小時候，街頭小店有一種習慣，現在只有少量西環或上環的店舖仍然保留，就是吃飯時間，店員會把店裏一角橫一根繩子，然後在角落裏的桌子，放幾碟自家製的小菜和白飯，店員圍在一起進餐，遇上有客人光臨，便愛理不理地說他說﹕「待會再來吧。」與做生意相比，好好地吃飯，還是比較重要。

「店員會這樣做，是因為老闆也贊同。對巿民來說，吃飯是最重要的事。」她說。眼下，碼頭工人罷工已經超過四十天，資方仍然不願讓步，而工人所爭取的，並不是能解決吃飯和上洗手間都在吊機內的問題，只是讓薪資能調整至合理的水平。

但陳慧不願意說出，現在的香港不如從前。「這句話所代表的只是一種情緒，並不會把人帶到更好的方向去。」她寧願坐言起行，為自己所愛的地方和想過的生活做一點事。

「我們要有普選。」她斬釘截鐵地說﹕「有些人還未理解佔領中環的理念，或進行程序，起碼今次叫了出來，希望大家都注意有普選。有些人並不察覺，原來可以有這權利。生活就是政治，只要是公民，是小巿民，就要知道，生活要作出選擇，做選擇就是政治。從要不要垃圾分類、用什麼牙膏牙擦，吃早餐幫襯小店還是大家樂大快活連鎖店，去街巿還是去超巿，這全是政治。對我來說，這是常識，不是屬於社會上很高階層的事。這幾年來，我聽得最多的是﹕我沒有選擇。但說了這句就死了，就真的無力。總之，我不理，我要有選擇，不要替我選，我要自己選。在這城巿令人自豪的是有選擇。」

「故事是城巿給予我的」

「寫作的人都知道，故事不是坐在這裏憑空想像的，而是身旁的人和城巿給予的，我只是去領養它。」

陳慧記得，一九九六年的晴天特別多，那個夏季的天空很藍，有朋友移民。「那時我在廣播道工作，景致優美，黃昏離開時會看見藍天很美。」那是很好的日子，不同的媒體都在做回顧特輯，回望香港，回望家族的故事，包括香港的街道、地名、香港的歷史等等。「九七回歸前，有兩個廣告令人印象深刻，一個是『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另一個是『永遠向前，永不停步』。這令人覺得，啊，整個城巿都這麼感性，周圍都瀰漫依依不捨的氣氛。」直至現在她仍然記得，主權移交那夜，在中環的街上碰到幾乎所有的朋友，拍紀錄片的，做傳媒的，然後在立法會看見司徒華說﹕「我們今天要離開這裏，但會再回來。」

「一九九八年的直選，我們就用選票，把他們全送回議會，那年代的選票都是真的，而且是這麼用的。」她說。

回歸的第一天，她下筆寫第一本小說《拾香紀》。「一九九七年有一種航向未知的感覺，我很快就捕捉到，寫一九七四至一九九六，而連十香要死，我要寫的不是以後，而是寫我最懷念的這廿二年。那時，我怕以後的日子不再如此。」

去年，陳慧參加了七一遊行，回來後，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感觸。「我記得，我們一直走，走了很久，走到天黑，還未到政府總部，然後，他們就放煙花了。這實在太魔幻，我們還在遊行，辛辛苦苦走了四小時，他們卻放煙花。」

她的腦子裏便出現了一個穿越牆壁的意象，剛開始她不大明白這意象的含意，只是寫成小說。《穿牆人》在《明報》世紀版連載，一共寫了十多期，直至暫停。「那故事關於一個男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走出陽台，點了一支煙，拿火機，點火，鏡頭一轉，他不知自己在哪裏，咦，原來在香港，但口袋裏有阿根廷貨幣。他看到，公路路牌是藍色，手表顯示是七月一日。他走到海邊，世界很靜，呆了，見到天星碼頭，那是清拆了的天星，他朝那方向走去。很驚訝，看看鄰人的報紙，日期是二○一二年七月一日，究竟發生什麼事？他見到新奇士橙廣告，文華酒店地下層仍然是咖啡廳而不是名店………其實我想寫，一個人去了一個沒有回歸的香港，八十年代發生了一點事，那個香港並沒有回歸，只慢了很多，而且沒有IFC。」

「後來回想這個小說，在地球上，香港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位處對點，如果從香港一直穿越，穿過地球，就會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走出來。感覺上，這些年，我們好像都在穿越一些東西，但老是穿不過它，但有些事情，穿來穿去也穿不過。」寫到某一點，她終於寫不下去。「我寫不下去，因為我掌握不了香港會發生什麼事。」

相信什麼，就做什麼

當我常常聽到身邊的人說，想要移民到另一個地方，陳慧無論在書寫或言行之上，卻表現出對這城巿極深的感情。「我只是被情感牽動而容易受驚。」她說﹕「這是命運，正如無論家裏有什麼問題，或離家多久的人，都要回去處理問題的癥結。」她以家來理解自己居住的城巿。

陳慧說，令她參與佔領中環的近因是朱耀明牧師，但我認為，更關鍵的是她多年來所探索的信仰。她在一九九七年上教會，二○○三年受洗，為她施洗的正是朱牧師。「他有一句話，影響我很深﹕『你信什麼就去做，這就是信仰。』信仰最核心就是這樣，坐在這裏沒有用，要走出來，要為自己負責，這是自己的生活。」

她坦言，心裏並不是沒有恐懼，只是，她早已認清恐懼的面目，而且不介意與它為伴。「我怕朋友不陪我、怕學院不和我續約、怕寫不出作品，但當我看到恐懼，就會以行動排除害怕會發生的事。」甚至這次參與佔中，也早想過最壞後果。「有畢了業的學生問我，（如果因為佔中被起訴）為什麼你選擇不抗辯？我覺得這是遊戲規則，如果你竟然起訴，已進入了你的系統，就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和納稅人的金錢，我去暴露給你看，你有多荒謬。人們最怕的可能是羞辱，但我很清楚自己沒有錯，錯的不是我。」

她的堅定也來自信仰﹕「我最怕人沒有信仰，只信自己，因為人會變，有很多情緒，可以今天給你很多，明天不屑一顧，現時的老闆就是如此。」

「《聖經》有這樣的一句﹕『你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所謂恩典，不是說給了我們多少，而是你得到多少，就要去付出多少。」

這令她想到最低工資，「從來有新政策出現，都一定有弊處。例如男女同工同酬，現在我們覺得理所當然，但在不久以前的六十年代，並不是如此，那時候，結婚生子後不可出來工作。以前的護士長，就一定不嫁，才可做護士長。不可解僱懷孕員工，都會有人因而受了損失，但世界要向前要進步，就必會出現這階段。」

「老闆有發聲渠道，就吵說，最低工資立法使他增加了多少工資，就要解僱多少人，但他們有沒有想過被他解僱的人的感受？」

給年輕人的祝福

我並沒有問她，如果佔領中環沒法取得成功會怎麼樣，倒是她說出﹕「姑勿論是否成功，這是一次公民教育，讓大家知道，你的人生有一件事叫普選。選票在你手，沒有人可代你投出，這裏有一個很大的平台可以諮詢，無論這運動走向哪個方向，這是一個公民教育。我可以對年輕人說，我們這些中年人已在做一些事，你們跟做啦。」她認為佔領中環是一件樂觀的事，也是，他們給年輕人的一份禮物。


（資料來源：http://news.mingpao.com/20130505/uzb1.htm）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網頁：http://oclphk.wordpress.com）雖然我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像《美少女戰士》的對白，我幾乎看到月野兔走出來說：「讓愛與正義，佔領中環！」

但這件事，看來大家都需要好好看真，尤其是我版上有小孩的讀友：請問你們願意建立一個怎樣的社會，去給你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