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相信有對錯
可是，我們仍然有權選擇相信甚麼是對，甚麼是錯嗎？
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曾經做過一個小研究。研究說，這十年內，香港的教育改革項目大大中中小小超過二、三百個：校本評核、推動閱讀、母語教學、校外評估、課程改革、水平參照、語文發展評估、學科改革、全人發展、國民教育、德育培訓……這些四字詞，充塞了老師的時間表。無線電視的新聞節目，也曾經請一位校長把他們強制進行的改革項目的英文縮寫，寫在黑板上。卡啪卡啪，這這那那，列滿整個黑板。
對教育問題，我是由心的揪心的。在公開考試中跑出，是除了中六合彩或三Ｔ、在畢菲特買中石油之前入市、加入娛樂圈、被有錢爸爸包養以外，一種最常用的「上進」方法。應付公開考試的責任，就成為了學校的重要包袱。
政府決定把「母語教學」這大劫，就像八萬五一樣輕輕的帶過。也真夠黑色幽默。教育，是人生的作業。教育改革，是以人作為白老鼠的實驗。評核一個教育改革成功和失敗，只有兩個常用的衡工量值方法。一是僱主是否滿意：英語程度、中文程度、全球見識、常識、紀律、責任心云云。我見過英語程度比我差，中文比我的爛中文更爛的上司，月薪比我高四五倍，也念茲在茲的說這一代的大學生太差。我也見過不少每天只想股票、女人和深圳按摩場的上司，說這一代的大學生不夠視野。畢竟，上一代評核這一代，上一代不會說這一代用電腦、找慾照快狠準這些能力。大學生很爛，就是他們的結論。甚至，令我有理由相信他們是出口術，極力痛陳這一代大學生的不濟，實質害怕我們這一代的能力。
二就是大學的入學率。我們明白的。當不成大學生，就甚麼也不是。我可以舉太多例子，去說明在商界成功的人，不一定是大學畢業生。可是，在香港入大學率差，就是學校差。假如進學校的學生本來就是仙人掌，大學要西蘭花，七年可以把仙人掌基因改造成西蘭花嗎？學生甘心當仙人掌，不行的嗎？學生的個人性格、個人意願不會受到尊重。進不了大學＝失敗。香港的教育，都不希望人有個人性格。
當我看到我們偉大的教育局局長在群眾前，說教學語言政策需要微調。我心想，全港市民最常的，都是調他。噢，對不起，我失言了嗎？Excuse me!他不會說，「母語教學」已經不存在，因為大家都忘不了「八萬五已經不存在」這個不好笑的黑色幽默。母語教學，只是這個垃圾崗中的其中一件爛貨。一層又一層，一浪接一浪的教育改革，壓根兒表露的，就是憲制當局對老師和校長建立教育機器不信任，才把自己的五爪左伸右伸，左翻右挖，說老師校長們這兒不行那兒不對。
我比較幸運。我生在沒有太多教改的香港。我遇見的老師，都是盡心和誠懇的。我記得最多的，都不在課堂中聽的。中二的中史老師教甚麼宋元明史，我一點也不記得。可是他在辯論比賽中叫我不要訴諸宗教，訴諸歷史，訴諸情緒（對不起，老師，這點我仍沒做到），是我學習「辯証學」的第一課。我第一件看見的Armani，那種lousy得要死的high fashion，是我的英文老師那個太陽金腰帶扣。令我知道，原來英文好，就可以買Armani的了。我記得的，都是這些。
當老師每天也要開五十個會議，早上七時撐至晚上九時也沒有把工作做完，跟學生對話的機會，會剩下多少？如果我是學生，我仍會覺得找老師談談自己成長的鬱悶，面對前路的徬徨，是一件人道的事嗎？
母語教學不見了。這十年，毀了多少白老鼠？ 沒有人要負上政治責任，因為下這個決定的人，都走了。將來如果通識教育有甚麼三長兩短，變得多麼爛多麼煩，你會知道，也不會有人負甚麼責任。因為，下決定的人，也不在政府了。母語教學沒有錯，錯只在執行的人。而這些人，對整個社會對教育、對政治決定的對錯，都好像沒有責任似的。早前，蔡子強老師說他仍然相對對錯。他是對的。在他成長的過程，對錯標準雖然曖昧，但也是有對有錯的。到今天，他像另一個宗教系的教授，有權去痛陳甚麼是對，甚麼是錯。我們不知對錯，也許是真的。因為，今天的社會，做錯事的人就不需要負責任。你叫我們相信甚麼？你仍要我們相信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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