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12, 2014

本來,CUP月刊的文章我不會放到網上。畢竟,我覺得有些文字,是應該買,才應該看到的。這一篇,我希望大家看看。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CUP ,一本有趣的雜誌。

成田機場抗爭行動的小故事





佔領行動要成功,要有甚麼條件?

有人性的國民、有良好的媒體傳訊、有成熟的運動參與者,還有很多很多的毅力。

青年佔領台灣立法院、香港那個所謂預演佔中,都沒有死人。有聽過成田機場的佔領故事嗎?

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政府說因為機場的容量不夠,於是就決定要多起一個機場。最初的選址,成田機場以南四公里,一個出名生產西瓜的地方,叫富裏。但是,當時的農民為了「繼續耕作」、「尊重本土農業」、「農民有權自耕自足」等等的理由,發起強烈反對,政府就只好另覓地方。

一九六六至六七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年頭。當時日本也有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非常有憧憬,覺得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主張享樂、忘記生活本質的生活模式。一九六六年六月,時任首相佐藤榮作就找到宮內廳轄下在千葉三里塚芝崎地區的一塊皇室牧場用地,做機場候選地。牧場的用地只佔機場不夠一半的面積,另外一半需要大量收地。當時,佐藤內閣並沒有與當地農民溝通,就把案子直接拿上議會。同年七月二十日,三里塚農民收到訊息,就成立了「三里塚芝山聯合機場反對同盟」,展開鬥爭。

一切的保家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大多都是純粹的保家。及後,就很容易會變成另一場政治鬥爭。當時,很多三里塚的業主,竟然發起「一坪地主運動」,將自己擁有的土地,一坪一坪的(大概三點三平方米左右)出售。業主數字增加,也令政府收地的時候,再以「沒有抵抗的抵抗戰術」保衛土地。

後來「三反盟」組成少年行動隊、青年行動隊乃至婦女行動隊開展鬥爭。一九七七年,運動升級,當時的新左翼各派開始加入三里塚鬥爭。運動也得到日本社會黨、日本共產黨的支持。當地農民與新左翼政治家配合,但反對同盟內部又出現意見分歧,及後又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各自行動。

一九七一年二月廿二日,日本政府首次強行收地。反對同盟成員首次與警察發生衝突。九月十六日,在第二次收地行動中,雙方在東峰十字街展開「戰鬥」,三名警察死亡,雙方多人受傷。政府見情況不能收拾,唯有改變設計圖,把當時的三條跑道設計減成一條,再以「土地徵用法」強制手段收得一號跑道及其配套設施所需土地。

此次事件中,三反盟的青年行動隊員有五十五人被起訴,經過十多年的審判,三人判無罪,其餘五十二人雖判有罪,但判「執行猶予」(緩期),被視為是司法判案中不常見的例子。

直至機場完成,原定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啟用。同年三月廿六日,一支「農民敢死隊」佔領了機場的管制塔,破壞了各種設備,後來還有大量新左派分子加入行動。警察拔槍亂射,釀成「成田機場管制塔佔領事件」。五月二十日,成田機場正式啟用,反對同盟還發起了「百日戰鬥宣言」運動,繼續破壞機場。

後來,礙於政府的強硬態度,以及機場已經建成,令當地的農民讓步了。三里塚鬥爭暫告一段落。

直至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日,因反對機場二期工程,當天三反盟中的其中一個分支「北原組」在三里塚第一公園主持召開集會,約有三千九百人參加集會,他們把大量石頭、鐵管、火燄瓶等搬進現場。而警方則派出了四個機動隊和機場警備隊從四面包圍了集會場所,此外還有警視廳航空隊派出直升機在上空監視。衝突終於發生,惡鬥持續了兩個小時。有五十九名警察受傷,三輛裝甲車被嚴重毀壞。反對同盟二百四十一人被逮捕。這是成田機場啟用以來最大規模的衝突。

為甚麼沒有和理非非的抗爭?

日本早在戰後在一九五一年,就已通過了「土地徵用法」,授權日本政府在修築公共設施時向社會徵用土地。類似的「收地條例」,香港也有的。所以,如果要收取某某小市民的個人資產作為公共用途,政府是有「合法途徑」去做的。

日本政府自恃有「土地徵用法」的保障,強行收地,建成了一條跑道和機場配套設施。其實,從一九七八年至二○○四年間,日本全國共發生過九百多起針對政府的「游擊事件」,其中五百多件,就跟成田機場有關。及後,因為釘子戶的抗爭以及學者的調停,再這樣下去會令日本「丟臉」。一九九五年首相村山富市就接受了學者建議,向成田抗爭的農民、反對同盟的成員「謝罪」,才令反對同盟瓦解,令反對機場擴建的運動得以暫時平息。

直至一九九九年,為了搞定二○○二年日韓世界盃,就開展了機場第二條跑道的工程,但這次也只好避開釘子戶,轉而向北發展。這段近代歷史,很多常常去日本的人,都不會知道。抗爭可不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呢?沒有人犧牲,不論是被捕的犧牲,甚至是人命的犧牲,才會有一點小成?

一九九二年,經濟學者宇澤弘文就在他寫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的專書「『成田』とは何か——?後日本の悲劇」中就寫述成田機場的紛爭,是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發展不成熟、急速工業化以及開發至上主義造成的悲劇。

這些故事,香港人在乎嗎?佔領中環除了令人不能坐的士上班以外,還有更多其他應該關心的事,香港人會關心嗎?


(原文刊於 CUP Magazine P. 104 2014-08-01)

Sunday, September 07, 2014

2007 年我在悲鳴,你在做什麼?

現在,九十後看到那些大學教授、議員說「下一代要做什麼隨便你」,「民主可能需要下一代去爭取」。他們這輩子的失敗,就由我們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來承擔。

他們沒有想過負什麼責任。他們只是知道指指點點。八年前,我寫「現在的社會是你們有份建立的,現在的大學生身處的文化環境你們有份建立的」,很多人說我「不尊重上一代」,我寫叫民主黨換血,有人說我怨毒,還問我「點解唔體恤下D人爭取民主咁多年無功都有勞」(對啊,別以為只有建制五毛,泛民其實也有啊。只是當年,沒有人會把這些故事拿出來做文章而已)。

好了,現在人人出來唱失敗調,還面不紅氣不喘的說他們不會辭職。

而八十後、九十後卻沒有他的辦法。

不論建制或泛民,香港人就是香港人。沒有分別,不會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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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樂教授把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生的,叫第四代香港人。

你要我說這一代的人,實在太可怕了。你說什麼?相對六十年代出生的,看過大時代,高唱新生活要好好過的八十年代。目擊香港穩定發展、中英談判、六四,他們都知道對香港政治,理應絕望,所以造就出這一代人的特性。那末,我們這一代看什麼、聽什麼、經歷什麼,才走到今天,人人都看我們這一代不順眼?

一代嫌棄一代

大學生有兩大原罪,一是英文不好,二是沒有常識。你想想Stephy的英語博客和吳卓羲「賣飛佛」佛足幾年你就知道。最可怕的一次,是梁家傑先生面對記者,發政治八卦料:「……對回歸後教育情況好失望。佢話幾年前有個港大舊同學想請港大法律系畢業生,點知請唔落手,因為見到港生知識太窄,面試表現不堪入目。『有人話(音樂家)莫札特係畫家,話(畫家)梵高係音樂家。講英超,又以為阿仙奴只係兵工廠,唔知係球隊,講golf又唔識邊個係Tiger Woods,就算係一級榮譽畢業生都唔掂。』大狀梁話個老友最後請浸過鹹水港生,唔怪得佢個大女中五畢業後,就即刻被送去外國讀書……」

我很想知道,一個大學生需要識什麼,由什麼人決定。這些一代嫌一代的假批判,我受夠了。你受夠了沒?我想問一問,梁先生被他的舊同學稱為梁教授(意指他衣著讀書皆認真)之時,他知道當年溫布頓冠軍是誰嗎?他知道美國總統候選人如何以汽水BBQ安排黑人投票嗎?他知道什麼,大學畢業生不知道什麼,有什麼問題?現在大學生知道《男孩像你》是黃偉文的詞,知道《戲王之王》男主角是詹瑞文,甚至是鯊魚女陳細潔鯨吞幾碟意大利粉仍有二十四吋小蠻腰,有什麼分別?知道一些事,不知道一些事,是罪嗎?只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今時今日,我相信我們這一代「知道的事」,肯定比他們這些社會賢達同年紀的時候多。正如,我相信我們比孔子「叻」,是因為我們會代數會YouTube,孔子肯定不會。這些所謂「大學生沒常識」的討論,有什麼用意?

通識還是犬儒

這些反反覆覆的陳述,令我們將會有「通識教育課」。可是,天呀,這些腦子那麼可愛的掌權生物,知道「通識」跟「資料」的分別嗎?二零零二年,我為了一份「專題研習」的報告,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問過陶傑先生,「通識」(Liberal Studies)究竟是什麼。當時仍「只是」文人,而不是電台名嘴、燕窩莊代言人的陶先生回答:「通識,就是人生存需要的常識。」是一點常識(Common Sense)。香港弄至今時今日的田地,就是因為太多人沒有常識,甚至掌管權力資源的人也沒有。在時代的順風車之上,他們得勢得權,當要面對問題時,卻總是甩甩漏漏。結果,有說通識教育,是某位將要離場的局長想「做特首」而鋪設出來的政績工程。他要走了,他的下屬也走了。那麼,三三四、通識教育,批判能力,是不是要繼續辦下去?而這些「通識教育、訓練學生獨立思考、批判能力」,是否又只把中外歷史天文地理國際關係全球化科學理論炒成一碟?

最大件事是一次,朋友出席一個通識教育課程。有一個年輕教師的心底話,她覺得,上完三小時的workshop,如可得一份教三個月的教案回去就是有用;否則,你跟她說什麼引導學生思考、想像、問問題,也是徒然。給他們例子討論,如果學生A說他好像喜歡了男性同學B,問你意見,你會如何處理。有一老師舉手答:「我會同佢分析咁會點點點,唔係咁樣又會點點點,最後當然要交返畀學生決定。」我眉頭一皺。最後交回給學生決定?那麼,你那些點點點,是如何孕育出來的?這些叫批判思考嗎?

香港電台為通識教育拍的教育電視,一集講述開放電網。其實開放電網有好處ABCDE,不開放又有好處FGHIJ,鏡頭剪到中六學生甲,她說:「我認為開放電網有好處,因為可以引入競爭,可以……」那麼,如果開放電網有好處,為什麼我們沒有開放電網?有沒有深入討論?為什麼討論過後,沒有付諸行動?原因,是因為權力,正如馬嶽老師早前在論壇版說的一樣:「權力,在我們那一代的手,不在你們那一代的手。」那麼,我們討論那麼多,批判那麼多,最後可以做什麼?結果,又落得討論和實踐分家分界,一貫「你要我講咪講囉」繼續犬儒下去。

充斥虛言妄語

當一個時代的人集體犬儒,真相是什麼,道理是什麼,已經不再重要。比方說,回歸過後,語言被掏空得七七八八,有沒有人覺得有問題?SARS過後,某局長說:「我會承擔責任。」最後,他負了什麼責任?聽說在外國,如果政客說I will take the responsibility,我可以理解為:他不止是被炒,而是會接受刑責,甚至進入法律程序。今次那個前教育官員被指有侵犯學術自由了,她不認,更抬出「公務員因照上級指示執行職務」,「我的日常工作就變成了『干預學術自由』。顯然在什麼是學術自由問題上,調查委員會與作為公務員的我,有嚴重分歧,並且沒有妥協餘地。」更大刺刺說因為「尊嚴」而辭職。我想知道,那麼法律程序上說她有干預學術自由,她否定,是不是說法律錯了?如果她干預學術自由,是不是犯了基本法?會不會有法律責任?「一葉而知秋,對於所有無畏無懼地堅守原則、為公眾利益盡忠職守的公務員而言,我的經歷是否就是他們的明天?如果我的請辭能夠引起社會人士對香港畸形政治生態的討論和反思,也可以說是我作為香港公務員的最後一份貢獻。」

如果公眾利益等如長官意志,她的個別事件是不是公務員全部所面對的問題?抑或她想說,所有公務員也在長官意志之下做事,沒有一點自我良知和常識,知道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

一葉而知秋?一滴血知道一個社會有沒有HIV。你是公務員,你做錯了事,你做了忠臣。臣要死,你說是社會的錯殺死你?這種混淆視聽,綁纏概念,有一點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眼中看過去,還有什麼好說?更何況,她做錯了事。為什麼有人可以說是曾氏把她「祭旗」,她可以把自己說得一點錯也沒有?

變老貓扮白癡

這些年來,我們看過聽過很多虛言妄語。如果真的把通識教育列入高考課程,用一種最反通識教育的方向,實行通識教育,最後會出現什麼樣的人?在黑白是非顛倒的日子,有權者把「二加二等如五」說成真的一樣,那就只剩下假批判,沒是沒非,沒憎沒惡。因為,在一個沒有長工,沒有保障,也沒有出路的不安社會,人只會想今天,不會想明天。

剩下的出路,只有一條。經過大量虛偽和愚蠢的社會事例薰陶後,有說,香港人總沒有好奇心,小孩子,七八歲,就像一頭老貓,看著三千世界,八萬四千劫諸般色相,也像泰山不倒。或是大家搶著扮白癡,男的就是詹瑞文口中的:「簡簡單單,開開心心咪算囉。」女的就像女明星,扮白癡。官恩娜敢跟記者說:「做薛寶釵,係大家閨秀,今次冇得性感囉。」「我中文根底唔叻,無睇過《紅樓夢》原著,淨係睇過白話版。我好鍾意薛寶釵,佢同個個都咁friendly,令人開心又唔會害人喎,多人鍾意呀!今次搵我演薛寶釵,我估因為我係一個happybaby,經常帶畀人歡樂!」噢!仍未夠?還有薛凱琪小姐,一個劇本讀不懂,用「粒」字作為中文方塊字量詞的女歌手說:「我無刻意低B,只係想keep住份童心,唔想咁快變大人。一放工,我就真係放工,選擇做番個小朋友,唔會同身邊人講一句關於娛樂圈的事,唔會研究自己點可以再紅。我唔想有太多憂慮,唔希望自己變得複雜。」

一步就十年,十年後,我們,甚至是我們的下一代,會是什麼?剩下什麼?是不是仍要每天追追逐逐有權者的要求,如那個白頭特首說要「繼續增值」嗎?面對社會諸般不安、不滿、不合理,我們只有容忍的餘地嗎?從九七到零七,這十年已經起起跌跌。今後十年,我也真的看不出香港有什麼結構性出路。我們在思考,可是,然後是什麼?十年後,我們還會笑著活嗎?

曾先生,你會答我嗎?


(原文刊於2007年6月24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