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帶，2010年4月28日，大家記得這一份嗎？
歲月偷走的價值
張文光先生是我一直都尊重的前輩，因為有這樣歷練的人，我想他都是大方的人。因為，立法會議員都是人中之龍，都一定會把話聽進耳內的。我也知道自古諫臣多慘死，但有些話，我很想說。
張氏在3月12日的《明報》論壇版中談到電影《歲月神偷》：1960年代的人如何面對逆境？電影傳遞的信念，給80後輕輕的叮嚀。10號風球過後，鞋店滿目瘡痍，窗櫥破碎，鞋子四散，羅記一家，默默拾鞋，修理招牌 ，沒有擲鞋發泄，沒有怨天尤人，沒有等待救濟，羅啟銳說：近年，社會充斥負能量，80後遇到困難，感到迷惘，或者抱怨，但1960年代的困難更多，還不是憑信念想方法渡過難關？就像鞋字，半邊是「難」，半邊是「佳」，是樂觀處世的羅記家訓。
我讀到這一段，一股悲涼的情緒從丹田跑出來。為什麼張先生和《歲》片的製作人，都很愛念茲在茲的說：六十年代比現在日子更難。我們撐過來了。潛台詞就好像在說：為什麼新一代那麼多怨氣，少少事都捱不了？
電影《歲月神偷》得獎後，全港官員、電影製作人以至張文光議員，都好像忽然「自我感覺良好」。理由很簡單，因為《歲》片重塑（reinforce）的，是那一種「獅子山下」式精神的香港價值。電影的監製在訪問中說，他們看到現在香港的情況，覺得很心痛，因為六十年代他們成長的時候，都不是這樣子，怨這怨那的。
但我肯定一件事，引用梁文道在星期日《蘋果日報》的專欄中指出，香港的「獅子山下」精神，只是一群有話語權的人（包括學者如呂大樂，電影導演如張婉婷、以至有眾高官精英如梁錦松和一眾傳媒大哥大姐）建構出來的神話。香港的精神，從來都不是肯搏肯捱的總有出頭天。
現在香港出現的所謂「社會問題」，如八十後置業、就職、向上流動等等的問題，都不是現在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們所相信的「香港價值」可以解決的。他們解讀青年問題的方式，大抵是「香港的年輕人因為自小太幸福，所以就不知道困苦，導致他們貪得無厭」，「會所不夠大，沒有泳池的樓就不夠好」、「年輕人可以在新界置業，不一定要買港島區」。這些等等的「出口術」，都掩蓋不了一個事實－－既得利益者是不會把利益讓出來，而他們的目標，是要在弱肉強食、winner-takes-all的商人價值「實行到底」，務求把所有年輕人的剩餘價值都撥到自己的口袋。
因此，香港的年輕人之間流行的「核心價值」，大抵可以分幾類。首先「競爭族」，他們相信競爭，相信遊戲規則不可改變的中產價值，情況就像那些被大學各學系吹捧出來的傑出畢業生－－一畢業後就加入投資銀行，賺四萬多元月薪那種。他們認為，社會是不可被改變的，所以你要不就留下來跟這個社會死過，要不就自動的離開。而且，他們沒有對或錯，只有成功和失敗。他們認為，只要你夠成功，做什麼錯事都不會有事。你看看？李永達曾在立法會中說過：買叉燒呃秤都要畀人拉，買樓呃秤就冇人理。只要你夠大，就沒有什麼可以說。林海峰在電台節目中說，看到陳志雲的新聞，想：「為什麼是陳志雲？」其中一個「競爭族」的友人跟我說：「陳志雲為什麼會被ＩＣＡＣ搞（他用搞，不用拉，或拘捕）？因為他不是政協囉！」對啊對啊，對啊對啊，競爭族相信，他們都相信if you are big enough, bad enough，做什麼都可以。
第二類是屬於保守價值觀的「保守族」，先天不可以有什麼「大理想」，只想簡簡單單平平凡凡開開心心過日子。他們的目標，也許是有傳質素有問題和漏水的疊翠軒。他們掛在口邊的口頭禪，大多是： 「唔好搞咁多野啦。」保守族有沒有公義觀？也許有，也許沒有。但對他們而言，他們「安定」地過相對物質豐裕的繁榮生活，十分重要。比社會有沒有公義更重要。
第三類是「野仔族」，他們身價不高，出身普通，但可以打拼式的街頭智慧，只要是不犯法，什麼都可以出賣？如援交的青少年，他們的「駁嘴」對白，大多是「條命係我既，關你咩事？」
這三類青年，不一定是只有第一沒有第二，或是只有第三沒有第一。他們的思想模式，或許會偶然取巧、偶然保守、偶然野仔。但我肯定，六十年代這種盲目相信努力就會得到成果的正能量，正在一點一點流失，而不是我們光說「以前有幾好，而家有多Ｄ正能量就得架啦」，社會就會變得更好的。
張文光先生的文章這樣作結：「《歲月神偷》的香港回歸，溫馨滿懷，光影情深。」多謝，那是六十年代的情懷。借陶傑語，是麥理浩真心為香港的時代，而不是現在官商勾結，既得利益者想盡辦法賺盡新一代所有剩餘價值的時代。再跟我baby talk「六十年代很艱苦，現在已經很好」？對不起，我看到社會變了，你們繼續自我感覺良好，對社會，對新一代，有什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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